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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 半月谈文章- 庆祝共和国60周年--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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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5 00: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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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文章)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

编者按:六十一轮甲子,江山几度风流。刚刚故去的季羡林先生生前曾追忆60多年前留学德国归国后的一段悲怆:我于1946年深秋回到故都,学校派人到车站去接。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我真有点悲从中来。我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更深秋的深秋。
星河流转至2009年,一位新闻工作者七夕前漫步长安街头,望车水马龙如潮,见型男靓女如云,顿感气象万千,不禁依格律挥就《六州歌头•长安街之夜》:
“长安古道,百里接云霄。轩车啸,霓虹笑,艳歌飘。赛唐朝。李白还魂早,定重赋,清平调。焉醉饱?全聚德、麦当劳。地铁天桥,斜倚谁家女?牛仔旗袍。瞧诗仙醉草,新学键盘敲。跟帖如潮。月轮高。
盛唐遥矣!醒狮吼,潜龙翥,破云涛。粮票废,股票炒,绝饥殍。最堪骄:香港回怀抱,神舟号,载英豪。传圣火,登珠顶,五洲燎。谁问姓苗姓草?更不管、白猫黑猫。再活六十载,看家国妖娆,更胜今宵!”
首都长安街的今昔变迁,正是新旧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典型缩影。60年的沧桑,如翻开一部共和国的恢弘史诗,也弹拨出每位共和国公民的心灵强音。
60年后的今天,中国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平心看当下,放眼量未来,共和国60年创造了哪些经验财富,又留下哪些沉痛警示?“中国式发展”的后劲、潜能到底有多大?哪些突出矛盾症结亟待求解?未来如何在高起点、新理念之上全面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这里面,至少有九大命题期待国人给予探索性、前瞻性的回答:发展模式转型、价值观建构、民主建设、社会治理、民生建设、文化建设、人与自然、人口与发展、中国与世界。
60载,历史在沉思,未来在伸展……
新中国6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举世公认,到2008年我国GDP已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前瞻今后6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这,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走向。就这个全世界热议的话题,有“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之称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于今年8月23日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访谈。魏杰认为,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已走到历史转折关口,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潜伏着一些风险与危机,“中国式发展”模式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集中凸显。即使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本身也会出问题,只不过是时间和程度不同而已。魏杰在访谈中提出,将来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景气的长盛不衰,必须理性直面和推动发展模式四大转型,即应对高成本、启动消费、民富优先、去泡沫化。这四大转型堪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生死兴衰之命门。


四大转型点中未来中国经济生死穴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发展模式转型


■ 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发展转型一:从低成本时代转向高成本时代

记者: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成本时代,你早在2005年就公开发出过预警。那么,高成本时代将在多长时期内、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速和发展大势?
魏杰:过剩经济与高成本,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相继遭遇的两次大挑战。在新中国长期的严重短缺经济中,旺盛的市场需求拉动中国企业发展,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一大批企业被淘汰出局,遭遇到第一次挑战。第二次挑战——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将比原来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的挑战还要厉害,影响还要深远。原来预计,这一时期在2015年到来,而根据各方面的统计观察,高成本时代的到来足足提前了10年。
记者:为什么会提前不期而至?有哪些表现和信号?
魏杰: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资源瓶颈明显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也在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竞争力实际上更多是依靠成本低廉而体现比较优势,也即成本优势。但是,自2005年、2006年以来,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不断丧失,低成本时代宣告结束。而对此,中国企业普遍心理准备不足,应对无方,最终陷入困境,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记者:低成本时代一味拼资源、拼能源、拼土地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确实已走到尽头,应当终结。我记得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我国就把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体制并列为两个转变,当时许多官员和学者都不理解二者怎么可能等量齐观。为什么中央早就看准的解决之道,却在执行中一直受到抵触呢? 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是政绩主要标志,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连。这些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体制障碍。
魏杰: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必须形成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此,不仅要加强政府管制的作用,而且要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资源价格更能够反映市场稀缺程度,从而对资源高消耗的经济主体构成利益约束。
记者:高成本时代的中国企业怎样谋求新优势呢?
魏杰:企业应对高成本时代,无外乎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企业要从核心技术创新、非核心技术创新、资源性技术创新中,选择切合自身的技术创新路径,构建实验室经济,组建技术团队,筹措雄厚资金,深化体制改革。
另一条路线是通过企业自身的各种努力和改革创新,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的获得。如摈弃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挺进低消耗、低污染但附加值很高的产业,推动自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建新的增值、赢利模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核心竞争力,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行业和企业都能进行技术创新,如某些传统工艺品制造业、各类服务业、玩具制造业等,这些企业主要应靠产品设计、品牌创造、销售创新、服务增值等非生产环节增值模式的调整来获得收益。
记者:应对高成本时代,除了企业经营战略创新,政府要调整哪些政策?
魏杰:企业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时,政府就应该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如降低企业所支付的各种审批费用等支出,尤其是要解决乱收费。此外,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宜的公共产品,选择时机适当减少税负。不过,企业也不能将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有些社会成本如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是压不下来的),企业自身的信心和行动更重要。

发展转型二:从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内驱型

记者: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在前些年一直风光无限,近两年为什么愈来愈遭诟病?
魏杰:1998年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已接近40%。国际经验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迟早要出问题的,本身潜伏着“胀死”和“憋死”两种危机与风险:在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需求旺盛时,外需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会将你“胀死”,而在外需不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则会将你“憋死”。我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的企业萎缩倒闭,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出了问题,1997年东南亚同样经济泡沫破灭,最终使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进入较长的经济衰退期。
记者:人们现已认识到这一弊端和祸害。中央近年的宏观调控明确强调,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这一轮保增长,不是保原有传统模式下的增长,实质上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魏杰:不过,我们目前在启动内需中似乎更多地注重对投资的启动,对消费的启动力度显然较弱。诚然,投资与消费相比,见效快。保增长,人们往往首先关注投资,然后在抑制增长快速下滑的基础上,有效启动消费,最终全方位启动内需。这种选择并不错。但我很担心,在启动内需中,谨防过于注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二者都不可取。
记者:为什么投资拉动型同样难以维系未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呢?
魏杰:内需的启动最终要依赖于消费,也只有将有效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经济增长才算是回归其本意。
记者:当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可能给今后埋下哪些隐患?
魏杰:投资包括民生投资,其投资主体是政府;生产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企业;资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公众。要注意民生投资可能会引发的问题:第一,如果投资控制不慎,将会出现一大批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所谓“政绩工程”;第二,因为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往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搞得不好,腐败就会大量产生;第三,在民生投资中,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极大,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出现政府作用排挤市场功能,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的“双挤出效应”,最终会使旧体制复归而新体制受损;第四,民生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保增长是有意义的,但对就业的吸纳力不强,中小企业受惠也不会太多;第五,民生投资基本集权于中央,因而地方经济的差异性和各地区在这次危机中所遇到困难的差异性往往会被忽视。
记者:扩大消费内需,喊了多年,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说明消费启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要比投资启动大得多。
魏杰:启动消费,包括启动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预期性消费等三种形式,涉及面广。它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财产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层次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再大,也必须克服困难启动消费,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消费内驱型。

发展转型三:从重国富转向重民富

记者: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福祉。在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与国人民生改善更加唇齿相依?
魏杰:刚才说过,为什么我国的消费内需迟迟启动不起来,迫使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一大症结就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的缺陷不少。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家占有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出现了国富而民并不富有,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态。国家更没有注重将国民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是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国家在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的力度也不大,再加之腐败和垄断,形成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状态,中等收入者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太小。
改革开放激发的活力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并没有富起来。我曾提过,如果说改革前三十年是重在解决国富问题,而今后三十年则要以解决民富问题为中心。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人的发展。
记者:未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应出台哪些深化改革举措?
魏杰:关键是重塑国家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新增收入要更多地向居民倾斜。要推进包括向居民免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为内容的税制改革,推进让居民能享有国有资产收益为特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体制和房地产体制改革。同时,将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内容,不仅要将国家财富的增量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还要将国有财产的存量部分也能用于社会保障(例如可以将优质国有资产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还要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控,尤其是要防范腐败和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
记者:在今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特别谨防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财富,我们拒绝权贵市场经济,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全民众的市场经济。而且,要解决民富的问题,政府也不能控制太多的社会财富。
魏杰: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因此,我们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限制国家权力体系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过度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
记者:总结共和国60年民生建设得失,要提升13亿人的幸福指数,有哪些民生短板或软肋问题将来亟待解决呢?
魏杰:首先要扩大公共产品范围,并实现公共产品享受均等化。居民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居民公共消费产品主要是指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关注民生,虽然要对那些不能靠自身努力而满足个人消费的弱势群体提供个人消费保障,但更多的是要考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消费的保障。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这些公共产品的投资,扩大公共产品的范围和提高其公益性程度。
记者:是否可以说,人们在公共产品享受上的免费程度越高,就表明民生状况越好?
魏杰:是这样。同时,居民个人消费和居民公共消费的支出比例,也是评价民生状况的重要指标。改善民生呼唤财政支出体制的转型,也就是从过去那种以生产性经营投资为中心的生产性财政,转向以公共产品投资为重点的公共性财政。当然,民生的改善又有赖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有赖于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发展转型四:从资产泡沫化到去泡沫化

记者:资本化无疑标志着市场化的深化,但资本化又往往会引发泡沫化。防范资产泡沫化的形成,是否与未来中国经济命运息息相关?
魏杰:这确实也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得不防。资产泡沫化不仅会中断资本化进程,还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看,资产泡沫化往往都表现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因此将来要稳定这两大市场。
记者: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虚拟经济的支持,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服务而不是损害或冲击实体经济为前提。你认为,资产泡沫化对实体经济会带来什么危害?
魏杰:在2007年上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中,我国的房价竟然翻了两番,泡沫太大,最后导致房子卖不掉,销售严重下滑,拖累到与房地产相关的51个产业。在2007年年初,我们本应该有效稳定资产价格,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使股价和房价都冲到了不应有的高度,而仅仅只是将GPI和PPI作为主要防范目标,这实际是放任了资产价格上涨而调控了实体经济。现在看来,应将资产价格与CPI、PPI一样,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记者:将来如何在资本化进程中防范泡沫化冲击?
魏杰:必须依靠立规则、勤疏导和巧隔断三方组合联动。立规则,就是构建合理的资产价格估值体系;勤疏导,就是推动灵活有序的流动性转移;巧隔断,就是设计有效的外部冲击应对措施。
记者: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有什么警示?
魏杰:我想特别指出一条,应该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无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美国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经济体制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我国2007年的教训也应该记取。明明股价已大大超越了市盈率的正常界限,人们却还在追逐股价,这不仅仅因为资本大鳄有贪婪的冲动,而且有中小投资者的贪婪趋向,这种贪婪无度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极易形成“集体性非理性”自我驱动,最终使股市泡沫自行破灭。房价也如此,明明已是天价,但开发商、投资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贪婪的利益驱动下,还在唱高房价。大多数住房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跟风逐流。
记者:很显然,须彻底实现信息公开化原则,才能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保证那些具有天然信息不对称性的产品和事件的信息公开化,促进信息对称化,也理应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魏杰:是的。而要制约贪婪,最关键之举就是强化与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责任。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它是建立在应有责任基础上的。因此,有必要将这种责任法治化,使那些只顾自身利益而无视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体受到法律严厉制裁,乃至身败名裂。


价值观是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关于事物与行为美丑、善恶、是非评判标准的基本观念。共和国60年社会大变局必然催生价值观大变革。在未来,亟待推进与市场经济互补互促的人文价值体系建设,用人文“摸不着的脑”导引市场“看不见的手”。很显然,这是一次关于意义和理想的集体求索之旅,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和草根大众引领同行,在漫漫征程撒下一路驼铃。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陈立旭教授,最近就这一话题,从市场与人文互动视角,与半月谈记者展开了探索性对话。


入乎其中,超乎其上:在市场底色添加人文亮色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价值观建构

■ 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市场大变革撬动国人价值观大进步

陈立旭:说起60年间国人价值观念发展进步的亮点,最耀眼的莫过于利益意识、自主意识、自强意识、平等意识的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倡导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记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正是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推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社会变迁的精神动力。许多人迄今还有一种怀旧情结,总觉得五六十年代的人很单纯,全社会价值认同感很强。当时涌现的一大批英雄、模范、榜样,如雷锋、焦裕禄等,共同点亮集体精神的灯塔,照耀着一代人在集体大熔炉里面去感受自身价值的存在,如鱼不离水,瓜不离秧。
陈立旭:然而,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历次思想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个人利益往往被当作“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私心杂念”等的同义语。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谓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公”与“私”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自强意识等不断受到了抑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把社会的整体需求、利益与个体的需求、利益对立起来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同时,肯定个体需求与利益的合理性,全社会在评价、取舍时,更注重自己的利益。
记者:无疑,这种利益取向背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
陈立旭: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求利性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内在动力机制。当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一个社会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后,个体对利益的追求便有了制度保障的土壤。与利益意识显著强化相伴随,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也强化了人们的自主、自强和平等、公平意识,这已成为中国人主体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
记者:回顾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营工厂,我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权威关系,即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附为核心的权威制度文化。计划经济将生老病死都包下来,使单位人逐渐形成了缺乏自主性的依赖意识;缺乏流动的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养成了人们安于现状的心理;大锅饭的分配模式,强化了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
陈立旭: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自主的经济,市场主体是独立的、自我决策的。像下海热、跳槽、自主创业热等现象以及个体户、私营企业、自由职业者等各种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无不反映出“我的事业我做主”的新潮观念。而且,市场条件下,人人在契约关系中实行等价交换,客观上需要摆脱家长式的干预,打破过去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把人们置于平等竞争的地位。人们也更加注重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正义。这些强化了国民的自主、平等意识和公平、正义观念。
记者:与市场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工业化。相对于传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又给当代中国人注入哪些新鲜的价值观念呢?
陈立旭:工业文明哺育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惜时意识、成就意识。工业化的快节奏催生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工业经济价值观念,必然动摇传统的时间文化。工业化进程还强化了以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老农可以观天色而知雨晴,老年人往往具有权威。而在工业社会,许多工作已不是仅仅凭直觉和经验就可以完成的,要求人们确立以能力为本位、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

谨防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污染源”在国人的精神天空蔓延

记者:陈教授,你前面侧重谈了市场经济给国人价值观念带来的可喜进步。不过,我们同样切身感受到,市场化这柄双刃剑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似乎日趋实用化、庸俗化,重形而下轻形而上,重物质价值轻精神价值,存在价值失范、价值真空、价值虚无现象。
陈立旭:市场化必然伴随着世俗化,把一种实效的视点作为评价事物的尺度,人们变得更加注重实惠、务实。但是,市场的无节制扩张也会对人们的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等产生冲击,容易使人滋生不定感和迷失感,难以寻找心灵停泊的精神家园,更难固守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导致生存意义危机、价值虚无。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感觉主义因此容易乘虚而入。
记者:价值观倾斜、扭曲最厉害的莫过于对钱的过度膜拜。“一切向钱看”、“为人民币服务”的拜金主义,以及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娱乐至死”的享乐主义,似乎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信奉的生活哲学。我听到一首最新流行的手机彩铃歌曲《我崩溃了》,让歌中男女精神崩溃的其实无非都是些世俗身外之物:“票子总是不够花,崩溃崩溃!车子总是不够好,崩溃崩溃!房子总是不够大,崩溃崩溃!崩溃啊……”可以重物质,但不能物化。我担心,不少社会成员最终为物所役,迷失人性,在极度物化中异化。
陈立旭:在市场经济中,商品、货币的支配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市场利益驱动机制也会对人性中追求物欲的一面给予系统的培植,难免使一些人滋生利己主义,讲奉献少讲索取多,凡事斤斤计较利害得失,甚至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种种不道德手段牟取利益。不仅如此,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还会导致市场经济价值准则逾越市场活动领域,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认识、评价和指导社会生活的通用原则,这就会遮蔽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导致人际关系的物化、非人性化。
记者:在当代人际关系中,诚信危机尤其让人头疼。企业间的三角债,违约案件,诈骗案件,恶意拖欠银行贷款,抢注别人商标,假冒别人产品,诸如此类失信无信现象仍然大行其道,乃至某些地方政府也遭遇信用危机。
陈立旭:传统诚信观念具有浓重的特殊主义价值取向色彩,行为者根据自己与对象关系的亲疏而给予不同的信任,信任格局局限于一定的圈子里,更相信亲人、朋友、同学、邻里等熟人,而在与圈外人交往时,不信任感较强。
记者:社会学家费孝通就说过,在传统社会,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后,才能拿出什么标准来。
陈立旭: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不利于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相互信任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开始向现代普遍主义的信任模式转变,不过目前仍处于信任模式转换和过渡时期。
记者:传统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掺杂进工具、功利理性,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其实已掩盖着利益动机。一些传销、集资等活动,其开始都是借助于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熟人网络中展开,结果很多却以“杀熟”而告终。
陈立旭: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功利领域(市场领域)和非功利领域(非市场领域)并存的社会。在功利领域,社会应当允许人们以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相互合作。但在社会的非功利领域,则应当奉行非功利的准则,亲情、友情、爱情等仍然应当保持其纯真性。

用人文的“摸不着的脑”导引市场“看不见的手”

记者:探索未来重建价值观之路,就不能不张扬人文精神对市场经济社会的能动作用。前面谈的话题层面主要是市场机制对价值观的正面作用以及功能局限,我觉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是很大的。我们经常讲市场不是万能的,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其实,人文精神超越性的社会功能,也能对市场经济起到塑型、纠偏、修复、导引作用,引导国人追求入乎市场之中、出乎市场之上的非功利的生活意义。
陈立旭:确实是这样。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紧要,只有人才顽固地追问生存意义。这正是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标志。与市场目标相比,人文精神致力于滋养人的完整性、丰盈度,向人们展现真善美的理想王国,启迪人们追求人类普遍利益以及超越性的价值。
如果说人类文化精神最高价值取向是真善美,那么并不能奢望市场也关注这些目标、价值,更不能奢望市场机制运作能自发地帮助人类达到这些目标、价值。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市场经济主体逐利动机可以生发出一种利己利人的互利道德规范,但市场经济的自发运作生发不出利他主义这种善行。利己利人的市场道德规范侧重于对经济人自利理性的作恶倾向加以外在的钳制而缺乏人性的内在的润泽。人们一味任物欲膨胀和功利驱使,就会弱化乃至丧失认识和追求事物真善美的兴趣和能力,堕入有感官而无心灵、有物欲而无肝肠的失衡状态。
记者:如何谋求人文最高价值取向与市场最高价值取向之间的平衡?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功能的发挥,就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全面拒斥和抛弃,而在市场经济秩序之外,再设计一个经济社会秩序。
陈立旭:这种救世主式的妄想是不现实的。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市场经济是现阶段实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体制,我们对真善美的张扬就不可能离开市场经济培育的自主、互利、公平、守信等某些基本精神价值而另起炉灶,而是在此前提和基础上再提升和再引导。比如,人文价值体系建设中,对利他主义的弘扬并不是奠基在对利己利他道德规范的否定上,而是把它作为人的道德境界进一步升华的中介环节,因为利己利他相对于损人利己已是道德上的一大进步。利己利他道德更适合于市场交换领域,但在社会的其他诸多非市场领域,奉行利己利他的准则,显然远远不够,有时甚至是荒唐的。面对落水儿童或公共场合的抢劫案、强奸案,难道可以讨价还价,获得一份报酬和奖赏后才救人于危难吗?此时更需要的是利他主义的道德精神。
记者: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堤防久已失修,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这“三德”底线失守,让人感到道德困境的深度存在。在因腐败、渎职落马的大批官员身上,也能找到官德缺失、行政伦理弱化的根源。最近我们报道了福建罗源县干部乘坐政府公车撞死撞伤群众后见死不救、围观者袖手旁观的事件,这种缺失公德的“集体冷漠症”会扩散成为社会之癌。
陈立旭: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准则也有及不到、不应及到的地方。正是在这些地方,包括道德高尚在内的真善美的人文价值应焕发出旺盛生命力!

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社会公共良心的使命

记者: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集里面就这样咏叹过,真善美便是其全部作品和人生的主题。这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全人类迄今共同憧憬的人文理想。我个人觉得,近些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文精神整体有些隳沉,在全民价值观体系建构中贡献不多,不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文人普遍具有人文关怀。在当前剧烈的社会裂变和市场洪流中,不少知识分子自身也处于困惑迷茫和价值断裂状态,并在边缘化中自我矮化为一般民众,也汲汲于一己之私利诉求,而未能有所自我约束和超越。精神“自救”尚且不能,遑论“救人”,将大众从价值迷雾、困局中拯救出来?
陈立旭:人文知识分子既然以弘扬人类真善美为神圣使命,就应自觉担当社会良心代言人角色,看待社会、批判现实应更多地从公共立场出发。尤其对自身的利益诉求,保持应有的自省精神、距离意识和超越能力,才能激发起正义感、责任感以及主动干预现实、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如果任由一己私欲膨胀,就会遮蔽自己的眼睛和良心,难以准确把握批判对象,更无法在市场功利价值急速扩张的情势下,建构起可以安顿世道人心的精神家园。
记者:知识界有一部分人不仅终极价值目标丧失,连基本底线也频频失守。某些经济学家已经变异为特定利益集团如房地产商、垄断行业、权贵群体的吹鼓手,沦为联手哄抬高房价、贬大众为房奴的“帮凶”。一些证券分析师也卷入几方合谋的利益漩涡,充当通过设套做局搅动股市浑水的幕后推手。而在文化艺术领域,一部分影视导演“有奶便是娘”,蜕变为制片商呼来唤去的哈巴狗,而导演又把不少演艺新星变成自己 “潜规则”的对象。如此这般,又怎么能身体力行荣辱观,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呢?
陈立旭:可见,唤醒文化人的公共良知,修复起独立精神,从而引领草根大众重建价值世界,是何等重要和迫切。

草根大众自发点燃的道德火种应予呵护

记者:草根大众自发的价值建设尤其是道德行动也很重要,甚至比文化精英们更重要、更有广泛性。他们理应成为道德中国建设的主体。最近几年,一大批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迸发出巨大道德热量,以星星之火点燃了道德的灯塔。王顺友、丛飞、洪战辉、谢延信、徐本禹……这些小人物平凡而崇高的道德光焰唤醒了许多社会成员的良知,让高层文化人士和官员都心生敬畏。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无疑是传统文明礼仪之邦道德复兴的全民总动员。相对其他道德建设推动方而言,民间、草根身份开展的道德重建,将从根本上推动道德体系的内生性、原生态复兴。鲁迅先生90年前发表的《一件小事》,表达出文人的自省和对草根道德的赞美,迄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陈立旭:不仅文人要反省,一些党政部门也应反思。我们长期以来道德宣教中空洞说教色彩严重,一味树立高大全式道德标杆,结果收效甚微,民众甚至很逆反。而像王顺友、洪战辉这些由民间挖掘出来的小人物,能持久地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他们体现了生命的真实性,源于人性的内在美。
记者: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处于道德允许的平凡境界。蕴藏在百姓内心的道德力量,通过民间自发宣传和必要的政府引导、呵护,就会放大为强烈的主流社会心理,形成爱憎褒贬分明、人心崇仁向善的醇厚民风。
陈立旭:民间道德楷模更有示范意义和可学性,因此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应把关注的视角投向普通人,使模范人物可亲、可敬、可信、可学。
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大众媒体告别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平民视角“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央视和各地卫视参与式评选出的“感动中国”人物,带给国人心弦久违的颤动。这种媒体道德行动在多少趋于冷漠、功利的社会底色抹上了一层暖色和亮色,社会反响无疑是良好而经久的。
陈立旭:道德规范是一个发展的范畴。比如,志愿者与各种民间公益组织的涌现,就是时代一大发展。志愿服务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升华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确立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奉献我快乐”的现代伦理原则。
记者: 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达几百万,汶川大地震废墟现场也有志愿者与灾区困难群众“扎营万帐同凉热”的动人身影。可以预见,志愿服务和公益组织NGO将成为未来引领道德复兴和创新的时代先锋。面向未来,我们应当预见,无论是道德中国复兴,还是价值世界重构,都根在民间,根在人性,根在传统,根在发展!


当草根大众切身感受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公众的参政目的也由情感走向理性,从表面参与走向深度参与,在对政府权力运行、决策的监督中,公民成为共和国60年推动民主政治前进的主体力量。民主,已从先辈志士仁人的革命理想转变为亿万民众的基本诉求,成为普通民众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权利时代,让民主造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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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09-9-25 00:45 | 显示全部楼层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民主建设
■   半月谈记者 宋常青

民主中国60年巨变:从精英理想到大众诉求

8月13日,在共和国即将迎来60华诞时,新华社播发评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勿替人民当家做主。评论指出:在一些地方,人民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替人民当家做主现象时有发生,损害群众权益,忽视群众诉求……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领导干部没有认清手中权力的本质,没有摆正主人与公仆的位置……
时间推移到30年前的1979年,新华社在9月5日播发的一则新闻因其经典而成为新闻学院课堂教材。这篇报道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唐知县审诰命》中知县唐成的这一题款,现在变成了许多人的口头语。”
同为国家通讯社播发的稿件,从“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到“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勿替人民当家做主”,从冀望官员为民做主到警示官员认清权力本质,此中的变化恰恰折射了社会思潮的巨变。
民主,融进了五四精神,融进了千千万万革命者的血液,汇入了新中国国旗的鲜红底色。在共和国两周年之际,马叙伦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流露当时国人对民主、对“当家做主”的欣喜:“我首先要说真正的民主是什么?真正的民主国家是怎样的?……这首先该从主义和制度上来说:我们中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政权组织;它的体制是民主集中制……这样的制度,表现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重提民主,语重心长:“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深圳当年的风云人物袁庚,1988年11月一次即席演讲时说:“我们还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权。当你作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人民理所当然有权过问你。蛇口除了实行选举领导人之外,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给人民以罢免权,在这里已坚持6年了。这就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中还包括舆论监督,不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各种群众性的压力团体等等。谁都明白,如果地球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阳上去而毁灭掉。”
当高层和学界对民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大声疾呼时,新世纪中国的草根民众对民主有了切身体悟。开门立法、民意听证、民主测评、公推直选……民主正日渐成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和与自己利益相关事物的过程。通过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民主也日益成为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主渠道。
2009年初,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景鹏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民主造福中国》新书发布会上对媒体记者一连串发问,明晰了未来民主建设的多重关系:“如何通过民主建设造福中国?如何使民主与法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和发展?如何使民主与民生相辅相成?如何使民主的普遍性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更好地结合?如何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使选举、决策职能能行使得更好?如何发展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对民主的讨论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也是敏感的时刻!”

网络成为推进民主新引擎

20世纪末强势席卷全球的互联网在改变着地球人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方式。网络逐渐成为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成为民主在中国3.3亿网民中普及流行的加速器。
几乎各种社会问题都可以“暴露”在网上,形成利益诉求的第二落点,各种利益群体可以利用互联网表达利益诉求;各种观点意见汇聚到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强大集散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同网民线上交流,体现出了国家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无论是党委政府邀请网民“拍砖”、“人肉搜索”腐败官员,还是官方邀请网民参与“躲猫猫”事件调查……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由此影响政府决策,最终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网络民主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
然而,在中国庞大的治理体系中,也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对网络民主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尊重,一些涉及网络民主的负面消息不断挑战公民的底线。河南省灵宝人王帅因不满家乡政府在征地中的一些做法,在上海发帖批评灵宝市政府,灵宝警方远赴上海抓人。面对群众的网络表达,部分官员动辄祭出司法“杀手锏”,对网络表达施以暴力打击和压制,体现出其执政的不自信和对民意的傲慢。

权利、权力冲突凸显民主建设软肋

改革开放30年,既是人民群众得到经济实惠最多的30年,也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30年。“越来越多的民众,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和工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不再沉默,而是选择维权,公民权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所维护的权利向基本人权发展。”学者于建嵘对半月谈记者指出,这是30多年来中国公民对待权利态度的重要变化,中国进入了权利时代。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正是我国公民权利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随着权利表达方式日趋多样、权力监管诉求日益强烈,公民权利与官员权力的碰撞也连续不断。
尊重合理利益表达,目前似乎需要的主要是政府主要官员的胸襟和气度。厦门PX事件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上海磁悬浮事件也“冷处理、徐图之”;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司机直接对话,解决问题。
人们更多见的,则常常是政府和民众之间互相“掐架”:陇南事件、孟连事件等等,均是权利遭遇权力之后的冲突。反腐败研究专家李永忠对半月谈记者指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少地方和单位还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要求的“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一些社会矛盾的症结,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诸多维权行动的起因往往就是对权力的运行不满,但由于权益当事人对于如何更加顺畅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渠道、办法,而权力此时对公众的利益表达不乐见甚至加以遏制、打击,最终导致恶性爆发。俞可平教授指出:“我们现在有些干部一看到干群关系紧张,就简单地以为是不是我们的社会稳定机制有问题?不是的!事实上更根本的原因是公民和政治的关系,是和公民的参与渠道是否畅通、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有关系,这是需要民主的。”
国人正日渐了悟:民主的真谛正是权利的张扬,是对权力的制约。

走向善治:以法治之舟承载民主

民主扬帆离不开法治护航。十年“文革”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无数的公民,甚至国家主席,受到了非法迫害。见证了中国法治60年变化的法学家江平,把中国法治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经验主义及依法治国阶段。法律实用主义阶段是由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人制订的法律主要作为统治工具,合适便用,不合适则完全不予理会。其后是“文革”时期的虚无主义阶段,这时一切法律都废除,公检法不存在,领导人“一句顶万句”。第三阶段是由1978年改革开始,属法律经验主义阶段,邓小平提出要有法必依。当时大家仍是摸着石头过河,法律并非根据理想模式制订,而只是用经验写法律。最后则是法治上升为治国方略的依法治国阶段。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构建起来,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逐步确立,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加速形成。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司法制约的强势政府,必然以公共利益之名,甚至连这个名义都不要,随意侵害民众权益。
诚如俞可平教授指出的:“若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法治的真谛在于民主。”
(编辑:许小丹)


60载,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变迁。中国社会转型尚在进行中,中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风险期,不断考验着党的执政治国能力。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提出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日渐明晰。而面向未来,欲实现社会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和谐,当有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结构,政府当由社会的直接管理者逐步转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治理方式当由人治转向法治,由施压转向合作。


在巨大矛盾张力下求索和谐新智慧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社会治理

■   半月谈记者 许小丹


三大变量合演中国社会变奏曲

共和国甲子之际,我们今天身处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哪些变量共同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此当有清醒的认识,务实的判断。

变量一:个体自由度跃升。公民与社会关系由“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

从身份到契约,是一个著名的社会进步公式。前者以家族出身为标准,界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强加于个体;后者则是以契约为原则,个人与社会在自由的状态下建立关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周红云对半月谈记者说,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意味着个体解放、经济自主和政治平等。
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身份社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按照“家庭成分”将人划为三六九等,“根红苗正”者享受各种好处,“黑五类”等21种人则被视为“狗崽子”,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即使能力再强,在“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体制内,根本无法改变自身命运。
“文革”结束,“个人崇拜”的桎梏、“两个凡是”的束缚都逐渐被打破,亿万人摆脱了“家庭成分”的捆绑,个人意识猛然觉醒,身份社会逐渐瓦解。特别是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个人对家庭和单位的依附性逐渐减弱,个人在经济活动上有了合法的自主权和自由权,社会交往逐渐通过契约来实现。

变量二:利益关系剧变过程基本结束。社会结构处于定型化过程中。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前,我国是一个再分配体制的社会,社会中的各种资源首先由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进行集中,之后按计划在社会成员中分配。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再分配体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占主导作用,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进入90年代中后期,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也渐渐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社会阶层代际承继现象出现,这标志着社会结构进入定型化时期。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

变量三:公民发育成熟度整体提升,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逐渐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干预一度达到了某种极致。清华大学教授沈原指出,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创立的是一种典型的“总体性体制”,其核心特征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吞没”社会,另一个是国家“吞没”经济。这极大地限制了私权利,消解了社会本来具有的自治功能。改革开放之所以激发了全国人民巨大参与热情,就是政策背后尊重、保护公民权利的内在逻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发展私营经济、私企老板入党再到保护私财入宪,对私人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的尊重成为改革的一条内在的主线。
这一变局也促使着以经济结构为先导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这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累积起巨量财富的同时,整个社会也正承受着巨大的张力。在维权过程中,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迅速成长。人们以平等的主体资格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之中,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在涉及公共事务时也表现出公共理性。

以阶级斗争为纲——稳定压倒一切——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治理目标“三重门”

1956年,新中国悲喜交集。喜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工业化运动取得重大成功;悲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批民众逃向资本主义的怀抱,这直接导致“阶级斗争”的星星之火落在了中国。此后近2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 掀起巨大的政治动员力撕裂中国社会,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社会陷入动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此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一直被强调到国家大局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在社会群体性事件多发、社会成员维权渠道不畅、维护社会稳定成本高企的现实中,“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已经大面积演变为考核硬指标,地方官员压力空前增大。
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重要会议文件已多次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共同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一个结构更趋合理、运行更趋规范的有序社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社会建设的目标。
从社会稳定到有序社会,这一目标转换意义重大。有序是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的,它属于更高层次的状态,稳定是表象,有序则是内在。为此,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课题被摆上议事日程;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探索积极推进;调解被大量运用于司法领域,以期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专家指出,对于行进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稳定压倒一切”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今天中国的稳定已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来实现,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成员权利状态稳定,来自于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畅达和利益协调能力的提升。

社会治理结构、方式之变:由人治向法治,由施压走向合作

综观60年,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随着政府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举措的科学度提升,政府逐渐找准自己的位置,社会管理方式开始从规范管制向科学管理转变。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掌管一切,包办一切。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大政府变“小”了,大量以前的被管理者于今“翻身”成为管理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既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经济部门,也不存在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或第三部门。改革开放后,中国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及第三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
60年中,政府越来越“不自由”,人治逐渐让位于法治。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十年动乱,个人崇拜逐渐盛行,约束政府的法制力量完全虚置。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特别是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越来越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经济建设和公民个人权益保驾护航,这意味着政府的头上戴上了越来越多的法律金箍。行政诉讼法为“民告官”开辟了制度化的通道,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一步步严格约束政府依法行政。2003年后,推行行政问责制、政务信息公开……这些重大成就,标志着推进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越来越坚实。
治理不是死的规则而是活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不是统治而是互动。在这样的社会治理观念的指引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上海、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律师在政府依法行政中以专业服务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渐成风气。在上海,市直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志愿团成员每周三次轮流参加市委、市政府的信访接待,每年平均接待来访市民3000多批。杭州市近年正培育和发展社会复合主体,以期形成新型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对此评价说:社会复合主体让公民有序参与城市的公共治理,不仅使决策科学化,也实现了决策民主化,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完全符合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当务之急:理性直面干群和劳资两大矛盾焦点

和谐社会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建共享”,这一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口号,正承托着全体国人的发展梦想。然而,现实中两对社会关系——干群关系和劳资关系,却出现绷紧的态势,危及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劳动关系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2008年,我国正式实施了劳动合同法。然而,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我国劳资矛盾仍处于高发态势。今年7月24日发生在吉林省通化市的通钢事件,以7座高炉一度停产、1名企业高管被殴致死的后果,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劳动关系研究专家常凯和他的同事在去年推出的《中国劳动关系发展报告》中指出,劳资集体争议和工人集体行动,在中国劳资关系处理中所表现出的作用越来越大,工人的权利意识、集体意识、组织意识也越来越强。
专家指出,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应该建立在和谐的劳资关系基础上。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不同社会机构、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间的平等对话,有效化解矛盾。
另一个紧绷的社会关系是干群关系。不久前,河南省郑州市一处级官员一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引爆互联网。贵州瓮安事件中,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被焚,百余名警察在事件中受伤。甘肃陇南事件中,聚集的群众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此外,大量网民在南京周久耕、深圳林嘉祥等事件中呼啸而聚,众多跟帖留言中反腐败、反特权的社会情绪集中爆发。统计显示,这两个事件中参与讨论的网民均达到了数百万。
作为中国学界关于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对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感到担忧。这一报告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社会各阶层对近10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官员是近年来获得利益最多的群体。报告认为,目前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司法不公、粗暴执法、下岗失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等社会冲突事件也常常被直接归咎于政府部门和国家干部,这也大大增加了干群冲突的可能性。而之所以社会冲突事件被直接归咎于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不当使用。政府这个本应超脱于社会利益纷争之外的中立调解者,也深陷利益冲突的泥潭不能自拔,这被认为是当前社会利益结构中最为危险的地方。
干群关系、劳资关系的绷紧,共同指向的是中国在社会结构定型中,利益关系和利益分配出现的扭曲。应该看到的是,农民通过维护地权、劳动者通过维护劳动权益,推动着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社会结构的矫正、权力结构的新生。正是在这种博弈过程中,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迅速成长,社会在发展中呈现动态稳定。或许过程艰辛,但正是这些于巨大社会张力中催生的公民之治,方能真正引领中国奔向和谐。

(编辑:周盛平)


民生是执政之本、执政之要,这些如今被广泛引用的言论中所陈述的理念,其实并非新鲜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千年来屡有提及。民生能否改善,有赖于国家财力的积蓄,更有赖于执政者的自觉和重视。翻开新中国6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民生改善的程度,与经济上升的轨道紧密相连,更与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进步息息相关。共和国奋斗60年,我们终于有决心、有能力改善全中国人民的生活,让“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愿望逐步付诸实施,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珍惜这样的进步,呵护这样的梦想,自觉地让民生改善继续提升国人的幸福感,将使我们能够无愧于未来历史的评判。



民生福祉:走向自觉的“执政之要”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民生建设


■   半月谈记者 陈钢

民生理念:60年奋斗识得民生之重

国计民生,互为表里,本为一体。但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民生与国计的天平上,明显倾向于国计,以至于民生这个词汇都很少被提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照搬了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强行压低消费,为工业化进行积累,全国人民为之付出了近30年的代价。由于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加上极“左”路线的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依然面对的是共同贫困。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带来的粮食产量增长,到1958年便陷于停滞。从1958年到1977年,由于在农业经营制度上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饥荒成为普遍现象,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当年的民生困苦,在陕北革命老区都表现得令人触目惊心。1978年初夏,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在延安采访途中碰到了安塞县出门讨饭的三兄弟,在延安市一个“英雄村”看到了社员年均口粮133斤、靠糠菜面糊糊充饥的惨状。冯森龄由此采写的《延安还有农民上街要饭》等稿件,在有关刊物发表后,让不少领导干部痛心落泪。
改革开放的最初动力,是生存问题、吃饭问题,正是最基本的民生。1978年12月,以“吃饱饭”为目的的安徽小岗村试验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幕,预示着民生改善将成为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改革创新勇气,从农村开始,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号角。经过30多年改革,长期困扰我国人民群众的短缺经济得到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转为总体小康,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破解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命题。
吃饱肚子,仅是民生改善的开始。近年来,民生改善的力度越来越大,继2007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今年10月,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将启动,年内将覆盖全国10%的县(市、区),这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国农村将告别单纯依靠家庭的传统养老模式,农民也将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从更大的范围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等制度的全面推进,将逐步填补社会保障的空白领域,筑起民生问题的“安全网”。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改善民生的物质能力的提升,我们党执政理念中对民生的重视也产生了一个飞跃。从政策上改善民生,制度上保障民生,到政治上重视民生,执政以民生为本,民生逐渐成为党的主要执政之道:经济发展把拉动内需、民生建设作为新的驱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道: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十七大把民生问题提到相当的高度,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体而明确地指出了全面小康的民生目标,一幅“全体国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美好蓝图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信心。

民生难题: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同时存在

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建立在否定人的利益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模式,而把承认和发展人的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基点。这种巨大的进步,带来广大民众民生意识的提升,同时也使许多潜伏的民生问题开始凸显,新的民生问题也不断出现。
计划经济时代,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与后工业化国家一样,选择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农业以“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发展、国家建设贡献了数千亿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保障滞后,农业的弱质、农民的弱势成为一本历史遗留的大账,历史性的民生难题在改革开放后日益显性化、尖锐化。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迅速解决,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长期没有根本改观,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在经济收入、受教育机会、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制度供给都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由此扩大了城乡差距,加重了农民负担。
有一些民生难题是因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偏差而出现的。比如高等教育,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校收费制度改革,减轻了财政负担,却使相当多的学生学费负担超过了家庭经济能力,一些贫困农家出现了“不吃不喝10年整,供不起一个大学生”的凄凉景象。在住房制度改革上,快速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忽视了住房保障,“调控声声急,房价步步高”,使近10年来“买不起房”成为中国人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
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资源,公共财政投入和社会收入分配应当发挥主干作用,但实际上公共财政在城乡之间存在投入的不均衡,社会收入分配机制更是存在行业、地区、阶层之间的巨大不公平。这些都导致了民生问题的不断加重。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的前20年中,我国民生问题广泛显现,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改革大步向前而社会建设滞后,改善民生的制度供给不足,此外还有改革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这也恰恰成为前车之鉴,有力地促进了近10年来民生状况的空前改善。

民生未来:权益内容丰富与是执政成败关键

在任何国家,民生问题都不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民生问题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丰富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展,某些领域甚至变得十分尖锐。这些现象并不全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民生的实质是民权,不仅包括物质权益,也包括精神权益、政治权益等。我们不仅要加大公共财政的倾斜力度,为百姓的物质权益提供更多保障,同时也要不断丰富、满足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有序的政治参与需求。我们的执政能力能否与百姓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相适应,将是我们未来执政成败的关键,这就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多要求。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民生改善将大致沿以下路径展开:
首先,民生保障的宽度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目前我国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体系只是初步建立,许多领域有待解决的深层次民生问题还很多,民生难题持续、有效的改善,无疑依赖于更多的制度供给。例如在教育领域,高中教育给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压力不容忽视,偏远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下降也需要进一步重视;医疗卫生领域,我国城乡居民合作医疗的补贴标准、大病救助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痼疾,有待于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切实改善;住房保障领域,除了高房价亟待降温外,城市低收入群体、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也需要管理部门进行考虑,等等。
当前,解决作为民生之首的就业问题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据预测,今后几年,我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保持在2400万人左右,而受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能力的限制,每年有望解决的就业人数远远低于需求。
其次,随着民生问题向精神领域的拓展,文化权益、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社会治安等成为民生保障的新领域和敏感领域,需要更多关注。
制度和政策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门主导,导致部门利益可能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同时,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规模过大,占有社会资源过多,对制度制定和实施影响力过强。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难点,公共政策制定应该通过更合理的制度设计体现公平。
第三,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应成为民生关注的重点。当前,环境污染突出影响民生幸福,环保已成为一部分地方最大的民生工程。
文化,一个看似普通、轻松且在每个人身边无处不在的话题,我们的共和国从诞生到今天,却用了60年时间去挖掘它、培育它、思考它,不断调整它的角色,不断寻找它的定位。今天中国文化每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都可以在60年间找到其形成、发展、演变的镜头片段。这些片段,与共和国同行,为人民放歌,有过波澜壮阔,也有过曲折反复。透过这些片段,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文化大国的成长与成熟,领悟到一个崇高真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公共文化服务是13亿人的基本权益。


挺起文化中国的软实力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文化建设


■   半月谈记者 李亚彪

大众化与小众化:“文道”回归的可贵与困惑

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陈立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各地文化领域呈现出了新的气象,省地县相继建立了文化局以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接管、改造了旧的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队)、剧场和剧团,扶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民性、反帝反封建的文艺作品。他对比说,1949年4月底,浙江省仅有28个职业剧团,41座剧场,10座电影院,1个电影队;至1957年,浙江已建立电影院27座、电影队216个、电影俱乐部18个,剧团138个,剧场134座。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文化被视为政治教化工具后流于呆板,文化事业由国家包办后弊病多多,但不可低估其正面效应,那就是人民群众享有普遍、廉价的公共文化服务,遍布农村的露天电影和戏曲演出就是例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领域的创造力不断迸发,人民群众享有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但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也导致文化的高消费现象不断凸显,尤其不少文化产品精英化、高端化、小众化,把大多数人挡在大门外。这不仅导致了市场的残缺与丢失,也使群众文化权益的保障付诸阙如。不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还是中西部农村,百姓对健康、有益、质优价廉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都表现出极大的渴望。
可贵的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这一概念,文化共享作为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功能得到了回归。解决文化高消费现象,无疑是“文化民生”破题所无法忽视的环节。当前一些地方降低文化消费价格,让“阳春白雪”重新走进寻常百姓家,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让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更快、更好、更便捷地与群众见面,让城乡共享这些优质文化资源,已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共识。如文化部与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还为基层剧团配备了近千辆流动舞台车。
60年间,从单纯的政治教化工具到一度在普通百姓中渐行渐远的小众化消费,再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为谁,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这个道理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单一与多样:从禁锢到包容的变奏

回首60年,谁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文化的空前繁荣;同时,谁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文化的多元、多样与多变。文化内容的变化离不开国家的命运。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年代,文化被泛政治化,内容就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尤其“文化大革命”,在底蕴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化被摧残、破坏之后,全民文化生活呈现出单一的色彩。
文化选择的多元,背后是社会思潮的多元,同样也离不开中国走上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从政府到社会越来越包容的大背景。中国的百姓拥有越来越充分的文化消费主导权,而支撑这一切的就是市场化改革与市场机制,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大众文化产品。
当然,文化领域的多元与包容现象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苗头。如一些反对权威、“去中心化”的文化思潮导致一些年轻人认为“英雄可以歪曲,权威也可以亵渎”,一些对英雄人物的“恶搞”颠覆了社会的道德标准,混淆了是非价值观念。社会对多元文化内容的接受与包容,并非没有底线。这种底线既包括公民权益、伦理道德,也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历了60年文化嬗变的中国人,尽管已从狂热地引进西方多种文化,到回归本土心平气和、从容成熟地创造自己的文化产品,但政府在教育、立法、行政及经济上的适度调节,也必不可少。

事业与产业:“一字之变”完成艰难转型

在很长一段时间,文化机构作为一种国家养、国家办的事业单位,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质疑,“文化产业”则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虽然事业与产业并不矛盾,但对文化产业的争议,直到2004年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出台鼓励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之前,始终没有息止。
在争议的背后,饱含着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转型的痛苦与艰难。首先是观念上的阻碍,有的文化单位和传统文化人无法适应新形势,逐渐没落,晚景凄凉,有的却看准体制转型的机会大赚其钱,成为“文化新富”,如上世纪80年代“走穴”现象催生的第一批大众歌星。
地方割据、部门壁垒、所有制歧视,是比观念更难逾越的障碍。国内首家民营报刊发行公司——河北省张家口阳光报业有限责任公司,曾在上世纪末以几位合伙人组成的民营企业身份介入报刊征订发行,以灵活的体制机制开拓市场。但有关行政部门非议不断,并以函件的方式指出阳光报业公开征订报刊的行为“必须予以制止”。在诸多干扰下,阳光报业到2003年时,不得不宣布退出报刊征订发行市场。另一个类似现象是,文化领域的民营企业热衷于戴“红帽子”。
种种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落后观念和制度壁垒,阻碍了文化产业的壮大发展,文化领域实行“对内开放”呼声强烈。由文化部出台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最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还提出“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发展文艺演出院线,推进有线电视网络、电影院线、数字电影院线和出版物发行的跨地区整合”,这些新政都为文化资源的跨区域、跨领域整合提供了政策支撑,长期困扰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将逐一消亡,一个统一开放的文化产业市场体系逐渐形成。
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来自民间和市场的活力与创造无限。在山东、河北、上海、浙江等地,一些文化单位不断探索打破各种壁垒。有的文艺院团主动同电视台联系,把舞蹈节目搬上电视屏幕;有的组建大型出版集团、广电集团、报业集团,突破重重困难,尝试跨地域、跨领域经营。

进口与出口:文化“逆差”困局期待破题

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曾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而在过去60年间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中国,又遇到了把如何文化送出国门的新课题。
相比较于西方文化产品,中国还缺乏享誉全球的文化品牌,许多国家对中国印象模糊,有的甚至存在错误认识,其背后正是“文化贸易”的“逆差”困局。对此,中国的文艺演出团体深有感触,外国院团“进口”到国内演出增多,而国内“出口”的较少。以北京市场为例,中外演出收益之比为1∶10。
文化界人士认为,文化贸易数字上的逆差还只是表象,内容更堪忧。比如在出版物方面,中国输出的出版物主要是以花草、鸟鱼、茶叶、丝绸与瓷器等传统文化为主,反映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现代理念的内容较少。
摆脱文化“逆差”困局的愿望,在刚刚讨论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已有明确的体现,国家明确提出落实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政策,扩大对外文化贸易。
“由于我们从世界金融危机中看到了机遇,因此不少文化企业敢于逆势扩张。”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宇说。年初以来,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已签订了30起海外演出合同,并有8起开始履约。文化界人士解释,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低价待售,场租下降,对外资限制可能降低,这都被中国文化企业视作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的理由。
让世界观众眼前一亮的是,在这轮“走出去”的中国文化产品中,更多融合了让外国人易于接受的内容与形式,已出国演出数百场的大型综合舞台剧《功夫传奇》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和尚用英语对话,那种效果十分神奇。”《功夫传奇》策划者曹晓宁说,“我们融合了中国多种文化元素,然后用‘国际表述’,从而创造一种和谐的语境。”
事实上,随着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成熟,让一些西方社会在反思自身体制和运行模式的同时,开始对“中国模式”有了重新认识,并随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这些,都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强大的有利因素,只要我们善以利用、假以时日,中国文化仍有希望大大提升其软实力,并在全球重现辉煌与荣光。
(编辑:王新亚)


我们面临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了可以用“危机”来形容的地步,拥有干净的空气、水、土壤和食品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是一种奢侈;治理污染的进展赶不上污染扩散的速度,声音和手段都极为有限的政府环保部门和民间环保人士似乎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
现实源于历史,在环境问题上只有认真反思、总结历史,才有希望赢得未来。令人欣慰的是,共和国60年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成为党的执政理念,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在星光的指引下去赢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正是共和国一大历史使命。


人与自然:悟到和谐始共舞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人与自然


■   半月谈记者 王新亚

忽视环保,思想差距留下历史教训

尽管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中国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全球竞赛中却只能算一个后来者。在60年奋斗历程中,在环保领域,我们在经历多年徘徊、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发现自身的错误所在,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共和国60年的历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史。在20世纪50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的紧迫任务,自然在人们眼中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一个需要征服的对象。在“战天斗地”的口号鼓舞下,垦荒活动大规模展开,大片大片的森林、草原、湿地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场、工厂。特别是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在意识形态的狂热下,国家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发展计划,“向自然要生产力”。人们没有意识到,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趋向对立,不计后果的索取已经给未来投下阴影。以森林资源为例,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大炼钢铁”、60年代的“大砍大伐”,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混乱,都给森林资源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林木蓄积量大幅减少,换来的发展成果却是微乎其微。
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在西方世界渐成社会主流,但中国对此还一无所知。此时的中国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也出现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却很少有人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许多人甚至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污染。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派团参加,代表团成员强烈感受到了中国和世界在环境问题上的差距:中国人理解的环境问题仅仅是“废气、废水、废渣”的“三废”问题,世界谈论的却是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会议起草了《人类环境宣言》,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的呼吁,但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把“环境”和“保护”两个词组合起来加以认识,因为此前大家只是把“环境”和“环境卫生”联系起来,甚至一开始只想派卫生部门来参加这个会议!
巨大的思想差距,代价是巨大的环境损失。当年,受到思想冲击的中国人将人类环境会议揭示的环境问题与自身相对照,展开一系列调查,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国不仅出现了官厅水库污染、大连湾海水污染等局部污染事件,全国性的大气污染、森林过度砍伐、草原退化、水土流失等情形也相当普遍。这些情况虽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但在“文化大革命”的乱象中,环境保护工作的启动可谓举步维艰。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各项事业步入正轨,环保工作也获得了新生,从政府机构设立、政策制定、规划执行,过去的空白被一一填补。但被政治运动耽搁了太久的中国极度渴望经济发展,经济取代政治,成了破坏环境的新的、更为强大的驱动力。人们在口头上呼吁保护环境,但仍把索取之手贪婪地伸向大自然;国家不断制定环保政策,但执行层面却是苍白无力。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城市化、工业化水平飞速提高,但同时也付出了过于沉重的环境代价。高能耗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恶性污染事件高发,环境危机向社会危机转化……
中国,难道就走不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否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和谐发展,理念确立殊为不易

忽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注定是无法持续的增长。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紧张和对立,使早已潜藏的矛盾终于激化,具体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的出现、自然灾害的增多,以及公共环境事件的集中爆发。这是大自然的报复,也是人们自酿的苦果。当这一切开始阻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时候,执政理念的调整就迫在眉睫了。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制定了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表明中央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等的协调问题。21世纪初,在深刻总结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并充分吸取国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新理念。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建立,环境保护被提升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这无疑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深刻反省后的产物。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从仅仅运用环保技术去治污,到制定经济政策去遏制污染,直到从国家政治层面去全面调整发展模式,可谓产生了质的进步。尽管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仍在加剧,但是至少从理念上来说,我们已经回到了正确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轨道。
思想的进步总是在经历无数的曲折之后才能获得。回顾60年的历史,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走过了太长的弯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就针对环保工作做了30多次讲话,并在1973年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他曾指出: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
6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全民环保”时代,政府、企业、公众对环保不但抱有高度的共识,而且正在走向一致的行动。政府在今明两年将投资2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工程;环保部门的权责不断加强,对环境影响评价不过关的大型项目屡出重拳;各类企业的环保意识趋向自觉,环保产业自身也达到了数千亿元级别的规模;民间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成员超过30万人。特别是公众环保意识大幅提高,最近一项媒体调查显示,超过90%的民众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缓解环境危机。

中国仍需将“环保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说,60年来我们在环保领域经历了一场理念的革命,当今的中国仍需以实际行动将“环保革命”进行到底。
环境问题形势迫人,容不得半点懈怠和拖延。据《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09)》披露,在内陆河湖污染未见明显好转的同时,我国近海海洋污染总体形势也很严峻,大部分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部分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严重;频发的农业污染事件为我国经济和农民的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城市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已成痼疾,而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新问题也开始在城市中显露……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认为,环境问题从坏向好的转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这一转化过程是缓慢的,还可能会有反复。
6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环保工作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能否彻底改变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就看我们这几年的作为。显然,光有理念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要加大对环保工作的投入,也需要彻底改变环保工作中的体制性弊端。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制定了大量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但执行层面却软弱无力,尤其是地方的环保工作,基本受制于发展GDP的刚性要求,监督、制约作用无从体现。这一方面有国家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的问题,也有经济、政治利益驱使,干部政绩考核体制的问题。改变这一困局,就必须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更需要扩大环保工作的公众参与。环境问题的无处不在,使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独木难支,必须依靠最广泛的社会参与。当前,公众参与环保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包括民间环保组织的注册难、开展活动难,民间环保活动缺少扶持,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大的决心。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未来的人们在凝视着我们,永远的家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望。

(编辑:许小丹)


按照联合国定义的标准,中国在本世纪之初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伴随着人口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中国人口增速将逐步放缓,最终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增长。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在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应的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
未来中国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科学人口观:将为未来中国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人口与发展


■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德文


1950~2050:百年中国人口变与人口红利走势

在人口学上,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0~1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之比,就业比是指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利用上述两个指标,图1勾勒了1950年~2050年百年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阶段性转折变化。(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2005~2050年数据由中国社科院王广州研究员提供)
从图1可见,人口抚养比从1950年到1964年保持持续上升趋势,由61.0%上升到79.4%。1964年是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越过该点后,中国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这种下降主要来自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2013年左右。2013年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比,使得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
与此对应,就业比呈现反向变化趋势,在1964年到2013年期间持续上升,之后则逐步下降。中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通过丰沛的劳动力供给和生产性人口结构带来的高储蓄率,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源泉之一,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按理,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进入可以收获人口红利阶段。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遭受十年“文革”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中国未能抓住人口转变的有利时机,将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引下,中国充分发挥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测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1/4强。如果把未来剩余的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约为1/3。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及其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以及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低增长,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龄化社会加速形成

中国人口转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出生率保持在30‰以上。加之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得各种急性传染病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人口增长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峰。
1958~1961年是中国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由于方针政策失误加上自然灾害,人口再生产的自然演变过程被中断,死亡率异常上升,1960年达到25.43‰,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此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推开,在死亡率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图2)。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口基本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数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人口总量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长阶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
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加剧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在人口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从而诱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对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银发浪潮来袭:继续“竞次”还是走向“竞优”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6年,农村劳动力迁移数量占乡村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从16.0%上升到27.5%。2005年,可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约为4357万人,剩余规模和比例远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同时,4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占1/3以上,再加上女性劳动力的比例高,迁移的概率相对较低,农业中可供转移的人口数量就更少了。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了转折时期,劳动力不会像过去那样无限供给,企业扩展招聘新的劳动力,就需要通过改善劳动保护和相应的工资调整,才能解决其用工需要。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的调整和升级,意味着需要更加关注劳动者素质、创新与科技进步等因素,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讲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过去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血拼“竞次”(race to the bottom)阶段转向“竞优”(race to the top)阶段。
从中国经济发展受到的制约因素来看,人均自然资源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能源、矿产等供给对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撑能力不断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增长本身就会诱发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换句话说,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从依靠投入扩展转向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
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假使在相应技术可获得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也就无法完成。在工资高速增长带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而新的人力资本优势又没有形成,这样就会陷入“未富先老”的窘境。

生育之辩:船大惯性大,掉头要趁早

除了通过教育和培训大力提升劳动者素质,还需要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以保持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稳定。但是,关于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学术界争论很大。反对调整的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人口基数很大,老少边穷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还很高,政策一调地动山摇。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到底要不要调?从国际经验来看,从经济起飞到走向成熟、再到后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是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结构越来越单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中国的情况也大抵类似。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家庭人口规模逐渐缩小。城市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养育成本的提高,动摇了很多人的生育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年龄普遍比上一代推迟,生育率今后也不会很高。
从人口转变的角度看,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由过去的金字塔形变成目前的橄榄形,人口老龄化加速后,还将变成倒金字塔形,可生育人口的比例在不断缩小。从人口学角度讲,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反映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数量)要维持在2.1左右,才能保持人口的动态平衡。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但后来就不断下降。依据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目前约为1.2。考虑到婚育年龄推迟等人口结构性因素及漏报等问题,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照此下去,人口数量负增长局面会加快到来。
值得警惕的是,生育规律的作用和低生育率的惯性非常大,而生育政策的调整,往往又要经历一代人或几代人才有可能见效果。船大惯性大,掉头要趁早。有着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更需要尊重人口发展规律,审视现行生育政策。如果我们现在就着手,还可以未雨绸缪,把生育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否则一旦错过机会,以后即使想调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科学发展观呼唤科学人口观

早在1957年,著名学者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时,对中国人口问题明确提出三条根本解决途径: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非常难能可贵,他启发更多人深入思考一个当时有着6亿人口的大国到底存在怎样的人口问题。只可惜,在此后的反右倾、大跃进、“文革”中,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再受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得以拨乱反正。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此后几十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
近几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深入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建与科学发展观相吻合的面向未来的科学人口观已经迫在眉睫。因为,在老龄化社会加快到来的今天,综合考量人口数量、结构、分布、质量等因素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远比单纯考虑人口数量来得重要;综合考量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的相互作用,远比单纯就人口谈人口来得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揽子科学的人口政策。
当前,我国人口转变正处于收获人口红利后期阶段,大约会持续10年左右。在这个阶段,我国劳动力绝对数量会持续上升,此后则会逐渐下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最大限度创造就业机会,实现最大化就业,收获尚存的人口红利。但是,在现行生育政策框架下,随着“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的全面形成,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
为此,在人口转变进入负债阶段之前,应该尽快确立起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科学人口观,通过适度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优化人口结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变劳动力数量劣势为劳动力质量优势;通过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

(编辑:叶含勇)


梳理新中国在世界行走的60年,可以找到三条脉络——打破封锁、打开国门、打入全球。60年来,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风风雨雨中,共和国不断成长、成熟、成功,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影响世界走向。历史连接着未来,曾经是人类文明引领者的中国,仍有希望为世界带来新的贡献;一个古老国家的崭新传奇,必将在世界的聚焦中继续上演。


新中国的甲子,世界的幸运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中国与世界


■   半月谈记者 周盛平


打破封锁——为国际生存空间

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驱使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势集团对新中国的封锁,从来没有停歇过。这些封锁,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思想、舆论等各领域出现,此消彼长。在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中,中国相对弱小但奋发图强的身份未变,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战略意志未变,改变的,是大国的心态和战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恨之入骨,制造反华包围圈。为了站稳脚跟,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站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但这个阵营并不牢靠。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面临的第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当苏联在支持中国参战的立场上一再退缩时,贫穷的新中国毅然出战,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打出了军威、国威,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一边倒”政策的根基倒地,中国陷入空前孤立。在美苏两个大国的核威胁下,毛泽东意识到,“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独立研制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众矢之的,它们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中国沉着应付、稳住了阵脚,美国导演的制裁很快失败。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领导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国力持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美国的总统几年一换,但美国防范、遏制、封锁(在它有能力的地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行径却从未改变。美国的战略利益遍及全球,视中国为其在亚太地区最大的战略对手,用三条“岛链”层层围堵中国。最近几年,美国在南中国海频繁染指,就是要阻止中国突破“第一岛链”。美国以反恐、提高保护等各种名义,在中国周边四处活动,实施战略合围。
有骨气和智慧的中国人从来不惧怕这些。以禁止对华军售为例,美国封锁向中国转让军民两用太空技术已经10年,美国和西方世界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中国航空事业蒸蒸日上:反卫星导弹试射成功、“北斗”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启动、“嫦娥”绕月卫星升空、神舟七号载人航天成功。
打破封锁的另一面是以坚定的立场、灵活的政策、友好的态度,争取、团结国际上一切有利于我国的力量。结果,新中国挫败了美国“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诡计,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全面登上世界舞台,甚至在1979年与美国正式建交。这些宝贵的外交遗产,为日后民富国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敞开国门——为民富国强

打开国门并不只有“开放”一项内容,“开放”也并非1978年后的中国的专利。可以说,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有几年时间自我封闭外,新中国一直在调整大国之门开门的方向和力度。
共和国成立伊始,美国拼命搞“封锁、禁运”,新中国自力更生,同时以务实的开放态度,向苏联及东欧等国家打开大门,保持香港这个国际性通道的通畅。这种选择性的开放被证明是成功的。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超额完成任务。
共和国执政者也意识到,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开放局限性很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学习的对象“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的内容是“一切真正好东西”。
可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以及如何运用它,中国一度并没有搞清楚。由于执政经验的不足,一些认识和实践出现失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上,新中国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奉之为绝对真理;政治上,新中国对国际形势发生误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结果导致国家贫穷落后,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极为困苦。
1978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再次敞开国门。中国运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政策,让中国产品走向全世界,创造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但是,这种仅依靠低成本的人力、物力和环境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内需不足,国内资源、能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伤痕累累等后果。同时,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国际收支失衡,盈余太大,贸易摩擦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高涨,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转移到内需和科技进步上来,已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任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功,将是新中国继解决全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对世界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在广泛变革的世界大势下,打开国门越是深入,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稳定等遭遇的挑战越大。中国的崛起必然影响到一些西方势力的利益,于是在“中国威胁论”的别有用心的鼓噪下,西方媒体的妖魔化报道,敌对势力利用人权、宗教、价值观等进行渗透和破坏,在新时期不但没有停歇,而且花样翻新。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音,达赖、热比娅之所以在海外有市场,即源于此。
融入国际社会,也给国家安全注入了新的内涵:保障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如外部能源的安全供给,中国企业、公民在海外的安全,等等。为承担与中国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安全责任,体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同样要求中国军队“走出去”有所作为。中国海军出兵索马里护航即为积极的应对。

融入全球——为和谐世界

新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全球治理,并不是一场轻松的旅行,而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因为共和国建立在积贫积弱的神州大地上,是相对弱小的后来者。中华文明的智慧——这种被忽视的软实力,是新中国纵横捭阖打入全球的法宝。
抗美援朝让中国人民意识到,经济建设非得有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不可,中国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打交道,由此催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它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为中国参与重大国际会议提供了第一次机会。中国的外交方针,迅速由“打扫屋子再请客”转变为“必须走出去”。
1955年,冒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冷嘲热讽和国民党势力的破坏、刺杀危险,周恩来率团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他在会上表达的“求同存异”思想以及与美国坐下来谈判的意愿,震动了世界。
时间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的中国引起了全世界对“北京共识”的思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一时间引起世界关注。
以上认识、转变和主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生动体现,是新中国的治国智慧为世界和平作贡献的缩影。
中华文明崇尚和谐、兼容并蓄的本质特性,是新中国56个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根源。反映到国际关系上,中华文明崇尚和平,反对殖民掠夺小国,主张大国“守雌、居下”。新中国参与世界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实践上——如睦邻友好,对外援助,发展大国关系,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外交,还是理论上——如“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以及“和谐世界”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都根植于这样的思想、文化沃土。
几年前“铁娘子”、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她举例说:中国出口的只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甚至电视节目。她说中国不出口思想,是因为她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华文明——这种我们至今仍未全面认识的至高智慧。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资源就那么多,环境的承受力就那么大。而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制造需求的能力无限膨胀。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如能源短缺、气候变异、环境破坏、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等,已经威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家意识到,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世界性难题都难以解决。他们甚至说一个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导世界的时代(G2)正在到来,与其说他们想“捧杀”中国,不如说他们发出了一种时代的呼声:地球危机四伏,迫切需要中华文明的智慧,需要东西方智慧的交融。
俄罗斯和东欧的学者曾羡慕地说,中国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者,是非常幸运的。回首共和国60年的征程,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世界有中国这样的成员,是非常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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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5 07:47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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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5 08:30 | 显示全部楼层
辛苦楼主!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这是真正值得认真观摩学习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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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5 08:56 | 显示全部楼层
启发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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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6 10:51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辛苦啦,这个真要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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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6 11:17 | 显示全部楼层
LZ好强大啊。。。支持啦,谢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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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6 1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先顶后看,养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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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8 14:09 | 显示全部楼层

回 楼主(laiwenhui) 的帖子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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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8 14:12 | 显示全部楼层
啥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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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9-28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好,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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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10-1 16:28 | 显示全部楼层

回 楼主(laiwenhui) 的帖子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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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10-2 00:26 | 显示全部楼层
LZ辛苦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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