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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版帮帮团]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助力申论和面试”第七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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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5-23 09: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号”,还得“摇”多久?(民生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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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私家车“摇号”、保障房分配摇号、入学资格摇号……近年来,一些城市用电脑随机派位,即“摇号”政策来应对公共资源分配难题。对此社会各界一直存在争议。这是现阶段解决公共资源供需失衡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吗?对于公共资源分配,“机会均等”和“结果均衡”哪个更重要?有没有比“摇号”更好的办法?

  ■公共资源供不应求


  ——“摇号”是现阶段公共治理的“不得已而为之”


  今年5月1日起,继上海、北京、贵阳、广州、天津之后,杭州成为第六个用汽车限购治堵的城市。《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一个申请编码只能选择一种指标配置方式,摇号和竞价不能同时进行。这就意味着,想买车的人每月可能都要面临一次选择:是参加摇号,还是竞价?


  “今后,‘摇号’会成为大城市治堵的常规做法吗?”许多人心存疑问。


  家住北京通州的许小 姐参加购车摇号三年多仍然没有中签。她的亲戚朋友中,有人并不十分迫切买车却中了签。还有人家里本来已经有一两辆车,首次摇号就中签。


  “这么一比的确让人很沮丧,不过咱也没脾气,谁让大家都想开车上班呢?北京城就这么大地儿,要改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地铁不也一直在修吗?”许小 姐说,北京交管局2014年对摇号政策做了调整,像她这样摇号时间超过三年的申请者,中签率会比首次参加摇号的高出两倍。“管理部门想把事做好,让大家都满意。所以‘摇’上了咱高兴,‘摇’不上也别骂街。”


  “‘摇号’产生的背景,一是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二是百姓对政府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信息公开、操作透明,提出了更高要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近些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的结果,让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堪重负、供不应求。“比如小客车所使用的道路资源,是不可能被平均化分配的,只能满足定量的、少部分人的需求。保障房建设一直在提速,前年新开工550万套,去年600万套,今年700万套,可住在棚户区、危旧房里的家庭,仍不可能一下子都迁入新居,只能一批批来。这种情况下,怎么决定谁先谁后?如果用传统单位分配、领导画圈的做法,难以屏蔽暗箱操作、权力寻租,而通过电脑随机派位,则可有效排除人为干扰。”薛澜认为,“摇号”,某种程度上是现阶段管理部门应对公共资源分配难题的“不得已而为之”,政策初衷可以理解


  5月15日,是今年北京西城区小升初“推优派位”结果出炉的日子。9点以后,“e度教育”网站的论坛上,陆续有家长晒出结果。


  “我的孩子在学校名列前茅,被电脑派位到区重点,有的孩子成绩不如他,去了市重点。我感觉这跟买彩 票似的,‘轮’到哪儿看运气。”毕业生家长赵先生认为,“摇号”结果大体上公平,但没能照顾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


  “电脑只认数据,摇号的过程中,有可能忽视参与者的个体差异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许多措施都处于摸索、完善中,大家应对此有一定的包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兼顾机会均等与结果均衡


  ——公共资源分配要突出公众利益最大化原则


  有观点认为,公共资源分配采用“摇号”政策,排除了人为干预,让每个政策覆盖对象拥有相同的“中签率”,机会均等,很公平。


  也有人认为,社会治理过程中,在很多方面需要打破原有的失衡格局,以不“均等”的手段,扶弱抑强,实现结果均衡,这种情况下就不适用“摇号”政策。


  “不可一概而论。比如促进就业政策,我们强调机会均等,但各人资质、教育程度、工作投入不同,最后工作岗位、收入待遇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薛澜认为,“均衡”不是最终状态或分配过程的“绝对平等”,“比如上海的养老金水平比青海高,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很难强求绝对公平;再如我们强调民生投入向弱势群体倾斜,这是弥补历史欠账,也不是全国平均撒胡椒面。”


  “目前一些摇号政策之所以受质疑,可能是因为过分强调机会均等,没有注意到实际公共利益的损失。换言之,少部分人的‘中奖’其实是以更多人福利损失为代价的,”薛澜说,2011年北京首轮购车摇号时,中签率约为10%;2014年,约145万人参与摇号次数未超过24次,他们的中签率大约是0.8%;25万人参与摇号36次的,中签率仅为2.4%。“显然,幸运儿越来越少了。大家觉得希望渺茫,所以对‘摇号’政策的普惠制产生怀疑。”


  薛澜认为,好的公共政策,应立足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通过牌照竞价、提高停车费等方式提高私家车使用公共资源的成本,剔除买车需求并不十分迫切的申请者,同时把由此获得的收入,转为对公共交通建设的高投入,从而使广大公众从中受益。再如允许社会资源办收费的私立学校,由此腾出来的公共资金,可以更多地用在贫困地区和困难家庭的学生身上。同时加大对弱校的投入力度,促进教育水平的相对均等。在此基础上,再按社区划片摇号,让孩子们就近入学。“这样的做法,把市场手段和政策手段有机结合,可以比较公平地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改进方法稳定预期


  ——用更科学的管理代替“摇号政策”


  “俗话说‘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干嘛不排队?”北京西城区的屈奶奶有两套房,她和儿子各住一套,但儿子仍在排队申请保障房。


  汪玉凯认为,公共事务管理、公共资源分配不可过分倚重“摇号”。“参与资格宽泛,就意味着中签率会很低,会让更多老百姓‘见队就排’。比如,现在北京有许多大爷大妈忙着学车考驾照并参加购车摇号,他们不是自己想开车,是帮年轻人忙活呢——家里多个人参加摇号,就多一分中签的机会。这表明,‘摇号’政策会助推人们对公共资源提出需求,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从表面上看,一些‘摇号’政策执行起来很高效,几千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事情,电脑几十分钟就搞定。事实上,这对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健康的社会风气,都有一定程度的损耗。”汪玉凯还指出,“摇号”发端于彩 票业,它背后是“碰运气”的心理,但现在被泛化到经济社会很多领域。“特定时期管理部门可以借来一用,但长期、广泛地运用到社会治理中,会对社会的价值导向、文化心态产生负面作用。助长人们占便宜和搭便车行为,不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有人指出,“摇号”是“懒政”。薛澜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多数情况下并非故意偷懒,而是力所不逮。”他认为,相关政策出台前,应深入调查分析,明确政策对象、目标、手段。管理部门可以依托专业智库和其它机构的支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稳定性,让老百姓看得见效果,有稳定的预期,能安心地等待而非盲目参与“摇号”,促进社会治理形成良性循环。


  汪玉凯指出,让老百姓免受“摇号”煎熬,一是尽量改善公共资源的供求关系,增加供给,这是根本二是善用市场手段解决问题,促进供需有效匹配,尽量不“一刀切”;三是提高决策的公开性、透明度,让公众广泛参与表达。与此同时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管理部门公信力,“到那时,不是‘摇号’产生的名单百姓也认。”


  北京市住建委负责人日前透露,未来保障房分配有望改变“排大队”方式,按照备案家庭的困难程度、年龄差别等进行精细化排队


  “给这种改进点个赞。”许小 姐说,新政策出台后,申请者会掂量一下自己的情况再考虑是否参加摇号,这让最需要保障的家庭优先中签,别人也不再瞎耽误工夫浪费感情做“分母”。她期待,购车摇号政策也能改进,比如优先考虑住所附近没有地铁的家庭、没有车的家庭、有高龄老人和婴幼儿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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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5-23 10:0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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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5-23 11: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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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5-23 15:09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帖子,大爱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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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5-3-21 23:3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感觉这篇可以直接拿去做申论材料啊 写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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