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油价时代来临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背景下，国家试图通过调整汽车消费税向大排量、
高油耗汽车发出抑制信号。但这些信号仍可能被各地的“限小”政策所抵消
本刊记者/杨中旭
9月8日，“最新版”汽车消费税方案从财政部税政司透露出来，再度引发市场关注。
“一两个月内，国务院可能就要批下来”。《中国汽车报》首席观察员、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杜芳慈说。
汽车消费税调整的背景，一是油价连续上涨，高油价时代来临；一是中央强调加快建设节约性社会。在这一大局下，一些落后的政策亟需更新。
经济杠杆开始发挥威力
“这无须解读，就是向小排量汽车倾斜，也是去年《汽车产业政策》出台后留下的尾巴，”新浪汽车频道主编邵京宁说，“只是‘新版’汽车消费税可能比‘旧版’倾斜的幅度更大。”
2004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颁布《汽车产业政策》，明确规定“要引导汽车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能耗、低污染、小排量、新能源、新动力的汽车，加强环境保护。”即将出台的汽车消费税，就是对这一原则的细化。
在“旧版”汽车消费税方案中，税率被分为5档：排量小于1升的税率为3%(另一说为1%)；排量1升～2.2升的税率为5%；排量2.2升(含)～3.0升的税率为9%；排量3.0升(含)～4.0升为14%；排量4.0升(含)以上征收20%消费税。
“新版”方案中，排量小于1升的干脆免征汽车消费税，大排量汽车税率又有上调，最高可达27%。
据汽车业内人士称,实际上，这两个不同版本的方案在上半年就已拟定，不过是“油慌”前放出“旧版”，“油慌”后升级为“新版”而已。
无论是“旧版”还是“新版”，对夏利、富康、捷达、奇瑞QQ等节能车型都是利好消息；反观SUV等大排量车型，将逐渐受到政策的抑制。SUV本来车价就高，税率上调后，购车的绝对成本将令不少消费者改变主意。
数据显示，随着高油价时代的到来，中小排量车型的市场份额正在扩大。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市场全部乘用车的增幅维持在17.7%，其中，以SPARK、颐达等为首的微型车、紧凑型中级车的市场份额增长率遥遥领先，其中微型车的增长更是达到58.3%，紧凑型中级车的增长也达到33.3%，相比之下，长安福特蒙迪欧、一汽轿车马自达6所在的中高级车市场却出现了5%左右的下滑。
一两个月后，无论哪个方案最终获得通过，政府都给生产商、销售商和消费者留下了半年左右的观察调整期。
“以前我们在经济杠杆上着力不够，”曾在原机械工业部汽车司任职的杜芳慈说，“现在就成熟多了。”
在现行汽车消费税中，税率只分为3档，前两档与“旧版”方案相同，排量2.2升以上的税率均为8%，即业界俗称的“三五八方案”。尽管在1994年实施之初，全国汽车保有量只是目前的十分之一，但业界仍然认为小排量车的税率过高。
但是，汽车消费税的高低，并不仅仅由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道理”决定。目前，全国仍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4个城市在执行歧视小排量汽车的政策。这其中，就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时至今日，1.0以下排量的汽车仍然无法驶上北京长安街。
今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车使用和运营的规定。但迄今，尚难见到哪个城市有明确的响应举动。
如果不对这些政策进行清理,即使新的汽车消费税出台，其市场导向作用也将被84个城市的歧视政策抵消一部分。
应急之策非治本之道？
“这对小排量车是利好消息，但距离机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原主任吕振华说。
据本刊了解，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委联合制定的汽车消费税方案中，汽车消费税将直接向厂商征收，而不是向消费者直接征收。也就是说，征税发生在生产环节而不是销售环节。这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国家固然可以提前收到钱，而厂商可能在税额或是资金周转上受到一些影响。
更让业界觉得失望的是，此前千呼万唤的燃油税因此又被搁置，因为政府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出台两项税费政策。汽车消费税固然有引导正确消费的好处，但也有其不够公平之处：汽车买后不开也要上税。而燃油税则不然，只有实际发生了消费，才会根据污染、能源消耗等指标课以税收。
“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根据国情可以征收汽车消费税，”业内人士说，“但燃油税问题也要抓紧研究，这才是治本之道。”
消息人士说，国家一直在进行燃油税方面的研究，但“牵扯面太广”。
制定政策者目前给出的苦衷主要有三：既得利益群体的补偿、农民如何补贴和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
长期以来，交通部门以“费”生存，公路收费站的收入、养路费等成为国家发展交通事业的主要经费来源，也就是说，这笔收入直接纳入交通部门账下。如果施行“费改税”，这笔收入就将先入税务部门，再入国库(财政部门)，即使可以回流到交通部门，期间转手两次也让一些部门没有把握。他们担心,如果支持了“费改税”，交通事业的损失可能很大。
而农民的补贴问题也让政策制定者觉得头疼。农村生活水平远不如城市，但在很多地区，柴油拖拉机却是农民不可缺少的农用工具。在农民的“皇粮国税”都已经免除的大背景下，已找不到理由对农民课以燃油税。开征此税，农民必将获得补贴。而如何补又是个难题。“如何确定数量、如何转移支付就是个难题”。
另外，由于汽车消费税属于中央税种，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也难免打些折扣。“在整个税收体制不够合理的前提下，能做好这一步实属不易”。杜芳慈说。
但在吕振华看来，很多理由都是既得利益者的借口，“汽车消费税早就该改革了，还有发动机功率的限制也该早搞出来。涉及全国人口80%的农业税都能免掉，汽车消费税操作起来肯定没更大困难。现在实质上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部门利益优先，还是全局利益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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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听证会：让一切展现在阳光之下
这次国家环保总局听证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第一次使不同的、对立的意见(包括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展现在了决策者面前，同时，也展现在了公众面前
文/李(木加盾)
4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为圆明园管理处在圆明园遗址湖中铺设防渗膜事举行的听证会，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听证会涉及的问题包括：(一)防渗膜的铺设是否因阻断水的自然循环、给圆明园一带动植物种的多样性及生存状态带来负面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进而构成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二)与铺设防渗膜相关的挖掉遗址湖边河边原有驳岸并重建红砖加防渗膜外砌仿传统石块驳岸等工程，是否构成对作为国家所有不可移动文物的遗址的破坏；(三)海淀区政府批准按照法律规定只能由中央政府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的工程项目，并动用财政资金于这一项目，是否是违法越权行政；(四)对工程的招、投标及对施工企业与相关政府部门和与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的关系的质疑。以上四个问题的争议集中于圆明园管理处前述一系列工程相关的行为是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问题是这些行为并非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它为什么没有及早被人们知晓？除了负有执法监督之责的官员的失职外，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公共监督的缺失，信息传递不通畅，致使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公众无从知晓，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转型期新旧体制交错的特有情状
我们这个社会正处转型的过程之中。分化和重组已使不同的人群在利益和主张上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新的合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规制尚未形成，当两种体制并存的时候，新、旧体制交错就会显现出一些转型社会特有的情状。
在市场经济中，牟利，无可厚非。但却有一个身份和场域的问题：圆明园管理处是“事业单位”，却要经营游船和快艇牟利。为了经营游船和快艇，就需要比原来只是种植荷花等水生植物深得多、多得多的水，于是就要在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圆明园遗址内挖深湖底和河道，铺设防渗膜，并修建与遗址不相配的新的大型码头。
圆明园管理处是“事业单位”却有地方政府背景，它未依法经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和文物主管部门批准的工程项目，却能得到海淀区政府的支持，并动用财政资金拨给工程费用。圆明园管理处理应只是人民的一个小管家，代人民管理作为全民所有——也就是国家所有——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圆明园遗址，但它却自以为是主人，不经真正的主人同意，擅自在圆明园遗址中大兴土木，毁坏主人的资产——而且是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文物保护法》中语)的资产。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代人民管理国家的大管家的中央政府，却没有能很好地代人民管理好祖宗留下来的遗产，没有给予遗产的保护以必须的合格的管理者、资金和其他资源(如果圆明园确实需要水的话，也包括水)，反而放任了圆明园管理处以全民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去牟利生财(据说是为了解决它1700名员工的吃饭问题)。这些，正反映了转型过程中制度安排的滞后和制衡机制的欠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听证会作为一种制度，有着它独特的意义。它要求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必须按照既定的程序，同等地听取利益和主张不同的人群的意见，并在疏理和分析这些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而一切利益和主张不同的人们都能享有按照既定程序平等地在决策者面前陈述自己意见，用证据支持自己的意见，则是他们为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今天的听证会存在哪些通病
这次国家环保总局听证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第一次使不同的、对立的意见(包括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展现在了决策者面前，同时，也展现在了公众面前。由此，初步体现了公平性。但它在程序设计和制衡上却有着近些年来中国初开听证会在制度安排上的通病：
第一，它没有面向社会公开《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项目建议书》、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圆政字[2003]第75号文(即《关于03-04年度圆明园遗址保护整治工作拟施项目的请示》)和国家文物局及北京市文物局的批复，以及海淀区政府海政会[2004]第4号文等与听证密切相关的重要材料。
依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政府信息”。“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公众有权查阅”。公开举行的听证会的关键材料不公开，公众就难以很好地参与决策和监督政府，公众作为听证陈述人在听证上的一些发言就将无的放矢。
第二，没有给公众留下更充足的报名和准备的时间，没有要求听证陈述人事先提供书面证言，并面向社会公开这些书面证言。由于没有书面证言，听证会的举办者就难以做到当报名人过多时，保证不同利益和主张的人群都有代表参加、保证不同利益和主张的人群的代表人数相等(当然，当政府或者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作为一方时，不能要求另方——个人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和它的人数相等。因为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一方完全能做到一人或数人代表全体，而分散的、意见不一的民众却往往只能各人代表各人)。
第三，听证会没有由利益无涉的法律职业者主持。听证会主持人缺乏主持能力，或者是不能公正主持，影响到不同意见的充分展现，应是导致听证会必须重新举行的法定理由。第四，听证会没有设置规定，使利益和主张不同的听证陈述人分问题针锋相对地进行陈述。而不分问题，就会使决策者和公众都难以清楚地对不同主张的优劣和不同证据的真伪做出判断。
第五，提问应是听证中制度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听证会没有设置在陈述人于书面证言基础上作5分钟简短陈述后，与会者向陈述人提问的规定。这样，就缺少对陈述人的主张及证据的展示、疏理和质疑听证，使得决策者和公众不能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和把握问题，而陈述人的主张及其背后的利益也是展现不充分的。
听证会不同于论证会、辩论会、座谈会、意见征集会的制度安排，具有一种出于法律的程序正义要求的可变又可控的特性：它排除权力掌握者的恣意，却不排除人们的选择；它没有预设的真理标准，而是通过促进意见疏通，加强理性思考，扩大选择范围，排除外界干扰，来保证决策的成立和使决策更接近公正；同时，也使决策更容易被利益相关而又利益不同的人们理解或认可。由于转型之中利益格局的特质和法治传统的缺乏，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应有比在其他国家更严格的听证规则，以使听证在中国，不至因官员的恣意，而至在听证会的开与不开，谁可以来参加，谁可以陈述，就哪些问题作陈述，怎样陈述上，具有随意性。
当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已使社会中的人们分化为利益和主张不同的人群时，政府的决策就不可能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张的，而只能是协调、衡平不同的利益和主张，做出一个相对好的政策抉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听证会制度才具有了它在公共决策中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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