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最新论点

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伟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农村，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新农村，必须夯实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也会失去积极性。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两个不变：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有一种倾向需要制止。目前有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理解“村容整洁”。中央领导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赵阳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又是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升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融入新的思想内涵，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必须尊重历史经验，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是我们实践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已写入宪法。回顾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坚持最好的时期，往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村社会最稳定的时期。历史表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的基本政策，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它让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它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和我国国情，可以使农户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做出决策，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增加收入。正是由于这些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广泛调动农民积极性。“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扎扎实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当前，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把更多的实惠带给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解决好新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探索农村发展的新思路。通过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激发农村的新活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有条件的地方，农民可以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如果违背客观规律，不顾现实国情，去做超越历史进程的事情，不但不会促进发展，反而会阻碍历史的进步。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其中9.4亿为农业人口，约2.5亿个农户单位，而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18.4亿亩，户均耕地面积只有7亩多，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多，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更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现阶段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基本生活保障。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尽管有2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由于户籍、社保等制度不完善，目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未真正融入到城镇体系中。
    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盲目套用规模经济原理，试图一蹴而就地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甚至假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大拆大建、大搞土地兼并，必然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再加上国家财力所限，难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很可能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产生“流民”问题，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制度和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如果动摇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石，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必然会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减少生产投入。长此以往，将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无论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还是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等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保障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才能真正给农民“定心丸”，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增加投入、发展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
科学发展不能仅仅靠自觉
薛凯 廉士兵
    科学发展观提出两年多来，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已深入人心。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概言之，科学发展观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是解决当前我国诸多发展难题的一把“金钥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必须长期依靠的“指南针”。
    然而，把伟大理论变为美好现实的路途并不平坦。一方面，各地都已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中国这列呼啸前进的火车正逐步向科学发展的方向“并轨”；而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流于“口号化”的现象仍大量存在，高举旗帜、暗渡陈仓，表态一套、另干一套，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在不少地方、不少领导干部身上时有体现。
    为什么“中南海的好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为什么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大事却引不起一些官员真正重视？为什么会大量存在“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与“我们不怕污染”浑然一体的奇怪现状？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些人理解能力之高下，而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缺乏硬性的约束、有力的激励和严格的监督。
    一些正确的思想在实践中不能坚持和贯彻，我们是有过不少教训的。比如，“九五”计划就曾作出明确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切实改观。
    “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经过调查如是认为。一些曾为高官的现任政协委员告诉他，从道理上应该转变，但是地方领导往往会受到两个压力：一个是政绩压力，另一个是财政收入的压力。“所以，不管认识上怎么转变，但是在两个压力下还是向着速度走，不惜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资源去支持高速度。增长方式就难以转变过来”。
    可见，要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仅仅依靠转变观念、加强培训、大力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把依靠的重点转向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等方面，通过系统配套措施，迫使官员不敢、不能、不想走饮鸩止渴的“独木桥”，而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阳关道”。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近来不断强调的，要“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对于当前的改革任务，中央已作出明确部署，今年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以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将成为改革重点。
    政府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抓好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干部考核体制改革，是当前最为紧要的大事。应该看到，一些不科学的发展方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背后推手正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员。而这些官员的行为动机，却可从传统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中找到“合理”解释。例如，目前地方的财政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税收和产值直接联系，只有GDP增速快，财税收入才能高，这必然会刺激各地热衷于发展资源、资本密集投入的重化工业和各类大项目。又如，现行的政绩考评体系仍以经济增长或财政收入为主，一些地方主官为了快出政绩，会更倾向于采取大上项目的办法，这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长期难以遏制。
    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市场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这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企业。而只有在企业产权比较明晰、市场功能较为完善、市场信号传导正常的情况下，企业才可能在逐利本性的推动下，走节约、高效、环保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大市场体系建设的力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我国包括水、电、地、煤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低，无法真正反映市场需求和稀缺程度，导致资源消耗型和外延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改变。
    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加强总体指导、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例如，价格改革就必须要与政府改革同步进行。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本应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现在却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成为利益一方的现状不能改变，侵害农民权益、土地浪费以及寻租腐败等现象就难以杜绝。
    小平同志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所有这些体制改革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要真正使那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人和事得到褒奖，使那些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人和事受到惩戒。
关键在“放活”上下功夫
赵树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提供持久的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改革不行，新农村建设很多方面本身也是改革和创新。今后要继续加强农村改革的鼓动力，花更大的精力来研究和推进农村改革。要做到“多予、少取、放活”：“少取”是基础；“多予”正在进行，今后还要加大；“放活”是根本，机制体制创新最重要。
    “多予、少取、放活”是新的“三农”政策的基本点，集中体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导向。具体来看，“多予”和“少取”主要是对农民在经济层面的支持，直接目标是解决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粮食直接补贴、农机和种子补贴等措施，中央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投入等等，都是“多予”的具体政策安排；取消两千多年来的农业税，则是“少取”的根本性措施。这些“多予”、“少取”的政策措施，对于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是基础性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支持就可以期待的。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这些制度性问题表现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对于农民和农村的束缚。因此，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要依靠“放活”。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统得太死”、“管得太严”。在严密的控制中，农民失去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创造性的自由。那个时代中国农业的真正危机，实质上是这种体制造成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将农民从这种统制中解放出来，将农民的巨大创造精神释放出来。由此，才有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才有了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一马当先的良好局面。
    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昭示，“放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能以为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基本确立了，“放活”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最近几年来，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并向纵深发展，在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但是，相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目前只能说刚刚开始破题。
    在“放活”方面，目前对于农民的体制性束缚依然不少。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因此，进一步“放活”，既要依靠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依靠完善农村政治制度。这也正是下一步农村工作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放活”就是深化改革。而且，这种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本身。“放活”所需要的改革，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领域；既在微观层面，也在宏观层面。
    为了继续“放活”，需要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基层政府的经济工作中，对于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仍然存在着干扰和侵害的种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中，城乡分割问题严重，距离统一、开放的制度建设目标仍然有较大距离。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农民在经济上巨大的创造力才能进一步迸发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会具有坚固深厚的制度基础。
    为了继续“放活”，同样需要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农民只有具备了自主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充分权力，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农民能够有力地表达利益要求，基层政府的权力真正为农民所用，农民在市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能找到立足之本。如果村民自治虚假运行，政治民主徒有其名，基层组织可以脱离农民的需要为所欲为，基层干部可以枉顾农民的要求自行其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权利将是没有保障的。如何积极稳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如何切实尊重农民民主权利？如何推进我们各级政府的角色转变、革新基层政府运作？如何激活乡村的民间力量？这些，对于实现农村和谐发展不可或缺，也是完善农村政治制度亟须破解的难点和重点。
    改革已进入艰难的攻坚阶段，改革需要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需要触及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深化农村改革离不开城乡改革的协调联动，离不开宏观改革的扎实推进。当前，我们特别要强化宏观改革对农村改革的带动作用，亟须在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否则，好政策和大投入将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多读书 读好书
艾君 王秀真
    前不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号召全体国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读书，终身学习。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一句鼓励年轻人开拓自己未来的劝读名言。但实际上，读书可以改变的，又岂止是个体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同样可能因为其全体成员的热爱读书而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古往今来，书籍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主要载体，读书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达到令人羡慕的文明高度。
    21世纪开局不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尤其需要用知识来凝聚力量。因此，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下深厚的基础。
    但遗憾的是，与国家发展对全民阅读的要求相比，目前全社会的阅读现状却不尽如人意。在“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再次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而在我国的图书阅读者中，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不过4.5本。而放眼世界，我们看到的却是各国对阅读的日益重视。据报道，美、英、法、日、德、俄等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全国性的读书节；犹太人每年每人读64本书，是全世界读书最多的民族；美国正在实现每年每人读书50本的目标，他们的“阅读优先”计划，经费数目庞大，目的就是让所有学童在小学3年级以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
    数字让人忧虑，对比让人尴尬。而事实上，近年读书风气越来越淡薄的社会现象早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改革开放之初抢购图书、图书馆里人满为患的情景相比，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年轻人迷恋娱乐场所和网吧，身边少了许多捧读的身影，大学生毕业后数年一本书都不读、家庭连一本藏书都没有的情况并不鲜见。不知书则不达礼，则难以知荣辱。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没有灵魂的空心人”，他们缺乏理想信念，一味地沉湎于物质享受，没有诚信，甚至做出一些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事情，败坏了社会风气。究其原因，正是社会人文精神某种程度的丧失，个人修养的极端不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学习风气淡薄与缺失，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民族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就难以保障。
    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是科技与文化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竞争，面对业已存在的与发达国家的阅读落差，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感、紧迫感。在号召全民阅读的同时，政府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公众读书创造条件，引导全社会形成阅读氛围。
    首先，加强教育，提供服务，建设人人读书的学习型社会。要通过宣传教育，让公众认识到，身处信息社会，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而相比于网络、电视等，书籍仍然是人类智慧、文明最主要的载体，是人们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创造力的最有效途径，因此读书是不可代替的。在此基础上，要在全社会建设学习型团队、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学校等，形成浓郁的读书学习的氛围；要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为农民提供一大批“看得懂、用得上”的优秀出版物；要通过组织各种读书活动等，引导公众“多读书，读好书”。
    其次，引导出版社提高图书质量，降低书价。近年来，少数出版社在利益面前，放弃了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出版了一些庸俗浅薄的书籍，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且，往往是文字不够插图来凑，使得平平常常的一本书，卖到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极大地影响了读者的购买热情。对于这种状况，国家应该加强引导，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出版市场的成熟和发展，让那些质次价高的图书没有市场。
    最后，要从教育入手，培养青少年的读书习惯。一个人的阅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主要来自童年的教育。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培养他们形成读书学习的习惯至关重要。但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青少年能够接触到的图书只有课本和教辅。幼小心灵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体会不到阅读的乐趣，孩子怎么会有读书的主动性？又怎么会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因此，学校和家庭都必须转变观念，着眼于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要知道，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里，这会让他们受益无穷。
    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人生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书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朋友，是这个世界能馈赠的最好、最优秀的礼物。一册在手，八面来风，神游古今，其乐无穷。在此，让我们大声呼吁：多读书，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