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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红楼选秀的进退两难
瞭望》文章：红楼选秀的进退两难
热闹一时的红楼选秀最终落得批评不断，暴露了电视台选秀类节目中低俗化的趋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
“做拧巴了！”当甚嚣尘上的“红楼梦中人”全国选秀活动降下帷幕，对整个选秀过程洞若观火、挤入宝钗前20名的某选手终于发出喟叹。“这是一锅商业选秀与经典文化的夹生饭，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这锅夹生饭就这样端到公众面前：据传总导演胡玫已经与北京电视台“分手”另起炉灶；宝玉一角报名者最多却至今悬空；最终确定的黛玉、宝钗充满争议、难以服众……在商业力量的推动下，我们该如何为这场“红楼盛宴”亮分？
胡玫：我不想说任何东西
从去年8月21日开始，纷纷扰扰的红楼选秀历经一年“磨难”终于尘埃落定，结果黛玉、宝钗两大主角被北京赛区的李旭丹和姚笛摘走；出人意外的是宝玉一角未能从23万选手中杀出重围，金陵其余“十钗”、刘姥姥等重要角色，更成为一桩桩没头没脑的“悬案”。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获悉，总导演胡玫由于忍受不了北京电视台及中影集团和华录百纳“过分”的商业炒作而“出离”，打算暗中另起炉灶。胡玫曾向媒体表示，她并没有从红楼选秀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也从未与选秀方签订任何承诺性的合同，而新版《红楼梦》的剧本完全是她自己组织力量独立创作的，并非使用原先由合作方拿来的剧本，目前已经动工开建的怀柔大观园也是由她完成投资的。
本刊记者经多方查证了解到，胡玫确实对选秀结果颇有微辞。在宝钗角逐中挤入前20名且与胡玫交往甚密的选手田玉（化名）向记者透露，眼下胡玫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很可能重新寻找投资另起炉灶，筹拍一部《石头记》，与新版《红楼梦》叫板；在这部换汤不换药的胡氏《红楼梦》中，胡玫肯定不会启用选秀敲定的几个主角，但不排除使用前几名选手担纲重要角色的可能。
记者日前拨通了胡玫手机，她无奈地笑笑，“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想说任何东西，不想说一个字。”而在今年年初，胡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已经流露出了对选秀的不满，“我的总体印象是，如果作为艺术苗子，基本都不错，但也存在良莠不齐、水平不均的问题，其实我是有一些遗憾、有一些保留意见的。”
“具体到《石头记》的打算，是因为胡导演对现在这种乱哄哄的局面极其不满，她特别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艺术规律认真重拍《红楼梦》。艺术和商业的过度嫁接很可能以伤害艺术为代价。我能够体会胡导演现在的心情。”田玉说。
尽管《石头记》还仅仅是未经证实的猜测与传言，但胡玫所说的“非常时期”却真实无比，目前各方都三缄其口，北京电视台方面一再强调红楼选秀已经暂告一个段落，前期又因为“纸馅包子事件”而大伤元气，因此新版《红楼梦》何时开拍也成了未知数，也“实在不方便透露这方面的任何情况”；进入前八名的选手们一概“封口”，因为现在的“少说话”是日后拿到角色的基本前提。
“有一点是肯定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大家都进退两难，除了胡玫，都成了既得利益者。但如果总导演不满意的话，选秀本身还站得住脚吗？”田玉说。
选手：商业味刺鼻
这场波及全国的红楼选秀，对于不少选手来说也是一次失望的经历。在广州赛区竞争史湘云角色的黄秀珍，就对整个参赛过程感到“很郁闷”：“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来看，这场选秀很可能是亵渎了经典，刺鼻的商业味道是对《红楼梦》的大不敬。”
黄秀珍是武汉大学新闻学院2006届硕士毕业生，自认为“外形一般”的她，毕业后在广州一家媒体做编辑。去年红楼选秀的消息传出后，从小喜欢艺术、大学期间还参与拍摄过一个广告片的黄秀珍决定去试试，“我觉得自己年龄不小了，参加这类选秀活动的初衷与很多孩子的出发点不太一样，已经比较理性。我从来不期待一夜暴富、一夜成名，只想尝试一下，如果能借此改变命运当然最好，改变不了也会是大有益处的一种人生历练。”
为了比赛，黄秀珍认真通读了全本《红楼梦》、反复欣赏老版电视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完全沉浸在红楼经典的文化氛围之中。当她来到初赛现场时却“傻眼了”。比赛地点播放着老版红楼梦的《枉凝眉》，让她肃然起敬的古典意蕴遭到参赛选手们的“无情”破坏，“很多小女孩染着头发，穿得稀奇古怪，对红楼梦一窍不通、一知半解、笑话百出，那种乱哄哄的现场与经典形成强烈反讽。”黄秀珍凭借不错的外形和丰富的积累顺利进入第二轮，但复赛又再次让她对这次选秀有了新认识——不少选手过于紧张，评委一再提醒他们：放松，这不是红楼梦拍摄现场，只是娱乐。
“虽然他们在帮助选手调整心态，但我认为其实道出了红楼选秀的实质。”黄秀珍认为，红楼选秀自始至终弥漫的娱乐性、随意性及投机性大大削弱了经典名著应有的分量，网上投票和现场投票等环节则是对超女快男等选秀节目的复制，但很多投票又被现场取消、推倒重来；尤其是整个活动没有一个统一的操作流程，几大赛区各行其是，结果混乱不堪，使各路选手备受争议，也为后期的“黑幕”频出埋下了伏笔。“这对一部经典来说，至少是很不严肃的。”本来顺利进入决赛的黄秀珍最终因工作变动而放弃了比赛，现在看来，她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损失，反倒是一种解脱，“红楼选秀显然没有跳出所有草根选秀的低俗路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最深的感受是，自己的高学历也成为广州赛区的炒作点之一，而最终被选派到北京参加总决赛的选手中，有的根本不是广州赛区最后的胜者，“她们在最后时刻忽然冒了出来，这后面到底有没有黑幕？”
决赛阶段无所不用其极的炒作方式也让她反感，“某选手复活时某选手突然退出，裸照、持刀威胁评委等等新闻都造出来了，这与我们理想中的《红楼梦》的差距已经越拉越大。”黄秀珍认为，过度炒作、组织混乱与商业气息的无孔不入，使红楼选秀完全丧失了重拍经典应有的大家风范与文化品位。
商家：炒作很正常
田玉坦承，在决赛阶段出现的“黑幕”几乎呈白热化趋势：选手竞相跟评委、导演拉关系、套近乎，想方设法挤入前十；而后者中也有不客气的，一位副导演干脆以“过生日”为由向选手们直接伸手索贿。
比起红楼选秀身后更大的商业运作来，选手们的这点“本事”还只是小打小闹。选秀的独家冠名赞助商“江中亮嗓”由于前期的赛事混乱并没有尝到多少甜头，本打算在决赛阶段毕其功于一役，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北京索贝投资机构，其旗下的“温都水城”品牌光芒自总决赛以来几乎一度遮蔽了“江中亮嗓”。
北京索贝投资机构宏福品牌中心负责人张旭东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作为北京电视台的长期合作伙伴，“索贝”得知选秀剧组需要寻找与大观园配套的选秀基地，迅速促成了“温都水城”的介入并成功揽下了选手的地面宣传。
用“来势汹汹”形容温都水城在这场选秀中的气魄并不夸张，虽然张旭东拒绝透露索贝的总体投入（此前有报道称为2000万元），但不难想象从冠名企业手中“虎口夺食”需要怎样的代价。温都水城作为“红楼梦中人”选手培训基地，云集了全国10个赛区晋级总决赛的70余名选手进行封闭培训和19场全国总决赛，并为组委会和选手提供吃、住、行、培训比赛场地，还策划实施了多个品牌活动。
“我认为我们的密集性、创新性的地面活动，一方面合理有效地补足了‘红楼梦中人’地面活动营销的薄弱，另一方面也成就了温都水城品牌的提升。”张旭东说，诸如送“福水”、红楼梦中人的人气风云榜、红楼28强备战巅峰对决、28强陶偶揭幕、温都水城奇遇红楼梦中人、王府红楼恩荣宴等十余个相关活动大大提升了温都水城的品牌效应，尤其是组织了一次大型的选手与观众的“香山互动”，使温都水城更加广为人知。
这一系列的遭遇战也让江中亮嗓无可奈何——北京电视台台长刘爱勤年初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的冠名收入为2000万元（有媒体报道其冠名总投入应高达3500万～4000万元），但江中亮嗓至今获得的品牌效益与经济利益似乎无法与蒙牛酸酸乳冠名超女相提并论；曾经策划“蒙牛”、“仁和”等国内企业与“2006年超级女生”、“2007年快乐男生”及“梦想中国”的普纳公关公司也不得不承认，索贝“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手段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
张旭东认为选秀活动必然有商业的参与和渗透，无论商家还是媒体，如果不彼此借力简直不可想象。“3亿多的网站点击率、48万人的有效报名量带来的是‘红楼选秀’的有效传播，更为温都水城赚到了空前的名声。我们粗略的评估是，温都水城的品牌价值借此上升到1亿元左右。”
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电视台所依赖的冠名、广告和互动短信等商业形式的广泛渗入也造成巨大的隔膜：观众与选手、节目与观众之间形成微妙的被动疏离，即由商业过度侵染后造成的反感和不信任态度，最终导致文化品位与经典品质被大大削弱了。
年初曾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的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日前向记者坦承，商业带动传播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现在中国各类选秀存在的问题是，除了节目本身的质量需要规范，商业竞争本身也需要规范，比如出尔反尔的短信支持就完全缺少监管，以致令人“作呕”。选秀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多方面都需要冷静反思，“如果商业介入和选秀本身是对观众极大的不尊重，是秀的低俗、猎奇，是赤裸裸的商业攫取（比如无节制的投票、拉票和过度包装等等），那么互动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是对观众参与热情的践踏和亵渎。我们强调，任何商业秀、艺术秀都应该秀出品位来，必须相互尊重。”
张旭东也承认，中国的选秀活动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频繁的选秀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要使选秀与商业的交融更默契、更成熟，在带给观众很好的文化享受的同时提升企业知名度，真正实现双赢。二者应该在规范的基础上相互借力、互为平台；选秀也许不会跻身社会的主流文化，但通过很好的制度设计，选秀文化却可以长盛不衰。
专家：低俗文化不该占用频道
与红楼选秀最终落得人心向背、主角悬置、批评不断相映成趣的是，国家广电总局最近叫停了重庆电视台的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此举被认为是主管部门对选秀类节目低俗化趋势及时表明了姿态，专家普遍认为这将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也有望藉此对电视选秀节目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
中国文联前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仲呈祥提起红楼选秀就愤慨，“这是在糟蹋经典。我早就私下跟胡玫说过，让她最好不要掺和进来，但她是个有艺术抱负的导演，演绎经典当然是对一个导演功力的挑战，其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变成最后这个结果——对选秀不太认可。我想她是很失望的。”
由于对红楼选秀整个过程的不满，仲呈祥没有接受北京电视台邀请参加最后的闭幕庆典。“现在的文化界太浮躁，太急功近利。文化是为了化人、为了养心，从而达到提高人们的素质和境界、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绝对不能打着文化的幌子去化钱，这只会大大降低观众的素质，并且经济提升后将要反过头来用更大代价弥补文化的缺失。这实在令人痛心。”
仲呈祥认为，选秀类节目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更大，它所鼓吹和倡导的一夜成名和一夜暴富的价值观显得过于单一，媒体的过度渲染是对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无形戕害，但最可怕的是目前社会上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推波助澜。
“去年丁荫楠拍的几部主旋律电影找不到影院放，最后只能在朝阳区找了个小影院作了个小型活动。现在电影院早就是所谓的大片的天下了，电视就更加惟利是图。实在可悲！”
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原副主任、评论家常祥霖说得更尖锐，他认为以红楼选秀、超女快男为代表的选秀节目，顶多是田间地头、饭馆餐桌的闲聊文化而已，不该登入大雅之堂，“文化分三种形态，一是城市精英文化，二是城市大众文化，三是村落庙会文化，选秀却是类似第三种文化形态向第二种文化形态猎奇窥伺的怪异产品，就像几个乡下小伙竖着耳朵听一下城市工厂车间里的玩笑俚语；其实，这个东西和他们在田间地头聊的粗话笑话没有本质的不同。”
常祥霖指出，既然要以一种并不成熟的文化形态侵略大众，就不应该占用国家电视台的宝贵资源，“我们呼吁各种层次的文化产品，但其土壤也应该是有层次的，我们不反对你出现，但绝对不该挤占资源大肆捞钱，这对整个文化生态的副作用难以估量。”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红楼选秀“走偏了”，湖南台的节目谈不上多高明，但至少是以制播分离的形式、纯市场的手段来做的，观众尽可以骂它低俗，但是它的生产过程是纯市场的，基本是自然形态，相对来说黑幕就少很多。而北京电视台却很难做到湖南电视台这样超然，尽管制播是否分离不是选秀的关键，但毕竟它背靠首都，所扮演的传播角色与承载的社会和政治功用更为丰富，也相对缺少经验，很难将选秀这样的纯市场行为做得“让大多数人都满意”。而大量疯长的选秀节目经过两年来的无序发展之后，“现在的确到了该总结、规范和提高的时候了。”
眼下，胡玫与北京电视台彻底分手仍然只是猜测。丁俊杰认为胡玫如果真与北京电视台及中影公司、华录百纳“分手”的话绝对弊大于利——毕竟红楼选秀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分歧应该在磨合中解决，也完全能够妥善解决。
“选来选去，大家都不高兴，表面上还得硬撑着，冠名商没捞到好，活动又背着玷污经典的骂名，还有那么多是是非非，这不是一锅夹生饭是什么？”田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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