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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土制炸药”

负资产风险浮现

香港“负资产”梦魇

理性应对“奥运杂音”

城市公共安全的“软肋”






有一些敏感词语被论坛屏蔽，比如“dizhen”。所以文章有所修改！

8月7日～22日，上海将承办12场奥运会足球比赛，涉及参赛队员、裁判员和官员等共740多人次。这12场比赛时间跨度大，贯穿北京奥运会始末。届时，除了参赛球队的大量球迷及观光客直接来沪外，还会有大量游客从北京或其他城市前来上海。据本刊记者了解，仅一场男足半决赛的5万多张球票已全部售完，其中有一半是外籍观众。
上海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针对上海的公共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在相关建议案中提醒，奥运期间，国内外各种背景复杂的人员聚集上海，地铁、火车站、旅游集散中心、大型商场、文艺演出现场、体育赛事现场等人群高度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停电、爆炸、化学毒气泄漏等事件，人员不能及时疏散，极易引发挤压、踩踏和拥堵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奥运会足球比赛上海赛区综合协调办公室主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伟向本刊记者坦言，奥运受到公共安全方面的威胁，所以要“处处设防”，不但要“以防万一”，还要“防止一万”。
对公共安全普遍麻痹
据上海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孙钟炬介绍，政协最近的调研发现，上海经济社会经过了十多年的跨越式发展，基本是平安无事，全社会上下也由此滋生麻痹思想，认为上海在公共安全方面不会出大问题，社会公众应对危机的知识和能力也相对欠缺。
去年在上海城区进行的一项城市社区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调查显示，多数居民缺乏参与危机应对方面培训的积极性，社区提供的培训也远远不能满足居民需求。面对公共危机时，居民习惯性地将希望全部寄托于行政部门。
对此，委员们建议，要在最后阶段的迎奥运工作中，适当加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内容。比如，广播、电视要适当编播国内外突发公共事件的典型案例，播放相关的灾难片、科普片和公益广告，平面媒体定期开辟专栏，刊登各类突发事件及其应对的新闻和专栏文字，提高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加他们的自救知识。
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街道的几位负责人，近来每周三晚都会轮流带着街道干部到居民小区进行义务治安巡逻，并普及公共安全知识。“增强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他们对突发事件的敏感性和个人应对能力，是我们在迎奥运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点”，街道主任王力平说。
市应急办人手太少
上海市政协的调研发现，几年来上海市应急管理体制几经变动，目前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作为协调机构的上海市应急办编制20人，而真正管应急的只有一个处8个人，各区县的应急办也存在编制不足、人手短缺、资源匮乏等问题，个别区应急办的全部工作人员甚至都是借用的。
上海市政府应急工作相关负责人坦言，应急应灾时常出现“临时工指挥正规军”、“民兵指挥解放军”的尴尬局面。作为职能机构和指挥平台的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则面临信息覆盖有限、渠道不畅、铁路机场等实时监控信息难以获得、有些事关全局的信息系统使用还需付费等问题。
上海市政协特聘委员，上海市气象局原局长盛家荣介绍，在今年年初的冰雪灾害期间，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缺乏信息沟通，各路段都因怕承担重大事故的责任而纷纷关闭道口，从而严重影响上海等中心城市日常消费品及救灾物资的运输。此外，如果遇到极端气候事件来袭，防灾抗灾信息掌握于气象、交通等各部门之手，但一些部门常以信息的专利权属、信息的保密性、信息技术系统支撑不匹配为由，不予提供，有些信息还需由部门向部门付费，导致应急中枢的信息渠道不畅。
建立综合与专项应急管理机构
上海市政协委员们建议，上海应在应急管理机构上区分不同层级，建立综合应急管理机构和专项应急管理机构，并区分常态应急和非常态应急。在前一状态下，对已定编的应急办工作人员要从多数兼职转为多数专职，常态机构应承担起修编预案、组织演练、宣传培训等平时易被疏忽的职能。
在后一状态下，应急办应转为应急运行中枢，承担起信息研判、辅助决策、传达指令、协调各方的职能，应急联动中心应强化信息收集、传递和重特大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和及时报告职能；水务、安监、质监、消防、环保、卫生、公安等要及时为事件处置提供专业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撑。“遇到重特大事件，这些部门的优势不在于行动，而是专业和技术的支撑。”
委员们还建议，将与城市公共安全相关的各类信息都纳入统一的应急联动平台；加强部门之间、条块之间的协调，切实做好应急处置指令接发部门、地区之间的响应和衔接；加强长三角等区域内的协调，联手建立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合作监控和处置机制；加强与境内外反恐机构的合作。
国外发达国家的有些做法值得借鉴。比如，英国在每一个地区都设立“应急规划机构”，平时负责地区危机预警、工作计划制订、应急训练。遇有突发的社会风险事件，负责人协调各方力量，提供足够人力、物资、信息以救援伤者、防止事态扩大，并负责寻求其他必要的支援，当事态过于严重并超出当地政府的承受能力时，还能从邻近地区就近求援调度。

对“负资产”概念的理解最深莫过于香港市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那场“负资产”噩梦，让10万香港家庭整整煎熬了10年。
去年年中，香港金管局宣布，“香港‘负资产’之变，可以说基本平复。”截至2007年4月底，与2003年负资产高峰期的10.06万户相比，负资产个案已经减至6679户，已有94%的负资产家庭从谷底走出。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楼市大跌、资产贬值使有产人士的资产大幅缩水，并造成10多万负资产家庭。由于当初购买房屋市场价格，已低于拥有人就该房屋向银行的借贷余额，造成“资不抵债”，陷入困境。
作为其中一员，在内地做生意的香港许先生回顾当时场景时说，“1997年好疯狂，根本看不清市道。”他回忆当年地产市场的风风火火，喟叹当时连自己这个内行人士也“犯了晕”，“开始时以为只是落一落楼价就可以再上，怎知一落千丈。”徐先生过去数年只能“死供”，每月付2.1万港元给银行。
“负资产”在1997年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为“悲惨”的代名词。对此，一位香港社会学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财富大调整使香港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本来作为社会主体的中产阶层迅速缩小，无产阶层和负资产阶层不断扩大，社会稳定的基础遭到削弱，艰苦创业的风气和精神日渐消失，社会分化现象日趋严重，不论大事小事，都很难在理性的基础上达到共识，社会难以宁事。”
到2003年，面对不断下跌的香港房地产市场，特区政府不得不“出招”：停止卖地、暂停铁路土地招标、限建公屋、停售停建居屋、增置业贷款、停止混合发展计划、停售工屋、放宽租住权管制和放宽炒楼措施。在强硬的政策推动下，地少人多的香港才慢慢从那个巨大的震荡中走了出来。

在深圳的李瑛准备“断供”。
“目前已有1个月没交钱了。”这位27岁的公司白领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去年12月在深圳市龙岗区“英郡年华”楼盘买了一套46平方米的住房，首付6万元，总价5l万元，月还贷2600元，“这套住房市价现已跌到30多万元，缩水20多万元。为减少损失，准备不还房贷。”她说，这座楼盘已有1名业主2个月没还房贷，l名业主3个月没还房贷。
“负资产”也可称为“负债”、资不抵债。这个原本属于会计术语的专业名词，近来随着国内楼市、股市的资产价格下跌，正在成为社会焦点话题。特别是在资产性财富拥有者众多的京沪深等经济中心城市，尽管还没有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香港楼市泡沫破灭那样产生大规模“负资产”现象，但一年来国内资产价格较大幅度调整，使得“负资产”风险开始浮现。
一些高位入市的购房业主所购房产价值大幅缩水后，为应对风险，选择了类似李瑛这样激进而冒险的应对方式——“断供”，也即中断月供，不再归还按揭贷款。《瞭望》新闻周刊从银行监管机构了解到，虽然“断供”还没有形成规模，但已给银行信贷安全敲响了警钟，特别是某些违规放贷的银行，蕴涵的风险更需监管部门严密关注。
“断供”显露“负资产”迹象
现在，“负资产”风险的典型样本无疑是深圳市。据深圳市国土房管局统计，今年6月深圳房价均价为11159元/平方米，与去年10月17350元/平方米的历史高位相比，已下跌了36%。这意味着，很多首付三成的购房者购置的房产已成负资产。一些房价下跌较大的区域，开始出现业主“断供”现象。
6月25日，深圳一家银行对外界披露，泰华大厦一位贷款7成的男性业主，以供不起一套5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为由要求银行收楼，成为此次“负资产”风波中首个被曝光的断供个案。一月以来，《瞭望》新闻周刊调研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案例。
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的陈小州去年10月在南山区“半岛城邦”楼盘买了一套121平方米的三居室住房，首付90多万元，总价310万元，每月还贷大约1.6万元左右。随着房价的下跌，目前此房产价值在210万元左右，缩水100来万元，已是负资产。
陈小州说，他把房子出租每月可以收取0.9万元的租金，但与高额的月还贷额相比，越来越难以承受。现在他对于银行的还贷是时断时续，属于观望期。据他了解，目前大约有50名“半岛城邦”的业主每月不还房贷。
据本刊记者了解，深圳房价下降较大的一些区域的楼盘，都出现过业主不还贷现象。这些业主还贷时断时续，相关银行担心形成呆账坏账，也不愿催促得太紧。如果业主大量选择“断供”，将给银行带来很大压力。近日，央行发布《2007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时已预警，特别提出对深圳去年4月至7月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予以关注。
除了深圳，穗、京、沪、渝等地的房市也不景气，虽然房价没有大幅走跌，但是交易量明显减少。数据显示，今年1～6月，全国大多数城市楼盘成交量已经出现了“腰斩”。以上海为例，今年上半年月均成交面积同比下跌50%。而且，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各项调控政策的落实，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调整态势，房价“只涨不跌”的现象出现逆转迹象。
与此同时，股市“负资产”现象更为明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6月19日，沪深两市总市值17.8万亿元，比2007年10月的28万亿减少10万亿，加上此间增加8700亿股新股约5万多亿元市值损失，2007年10月以来，中国股市总市值损失15万亿元，其中流通市值损失5万亿。
这些情况成为“负资产”风险浮现的大背景。
“负资产”现象未成规模
不过，尽管目前国内热议“负资产”，《瞭望》新闻周刊从监管机构了解到，“负资产”现象还未形成规模，“目前风险处在可控范围。”比如，针对外界“深圳房贷坏账超千亿元”的说法，深圳银监局表示，深圳银行包括房贷在内的全部坏账余额估计不到1000亿元，其中开发贷款的坏账率目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发布的消息，到今年3月末，深圳全市个人住房不良贷款余额为13.36亿元，比去年末增加了0.81亿元。房贷不良率为0.58%，比去年末仅上升了0.04个百分点。
“中国目前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负资产家庭。”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近日分析说，从目前中国的住房按揭管理制度来看，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首付比重在30%以上，而根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最新数据，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不仅没有下跌，反之还在上涨，尽管涨幅回落。因此，从总体上来讲，中国目前出现大规模负资产家庭的条件还不具备。
有专家也指出，“中国房价整体下跌30%的可能性极小，像深圳这样较大下跌幅度的城市目前是极个别现象，所以绝大多数房子都不会沦为负资产，大规模‘断供’也不可能发生。”特别考虑到国人往往将房子作为安身立命的寄托，即使成为负资产，多数人也不会选择“断供”。事实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逾10万负资产家庭中，真正“断供”的很少。
采访中，李瑛也告诉本刊记者，“不是万不得已，我并不愿意选择不还贷，因为这意味着以后我的信用记录会留下污点，无法享受银行的贷款业务，甚至连信用卡都办不了。”如果银行起诉，她只能辞职回家。
据本刊记者了解，业主不还贷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有些高位入市但目前又未收楼的业主想通过不还贷逼迫银行向开发商施压，希望后者能够给予他们补偿；二是炒房者不堪多套住房的利息重压，被迫放弃保值增值条件不太好的房产；三是业主觉得确实房子价钱跌得太多，物无所值，主动放弃房产。这当中，第一种、第二种情况是主流。
就此，长城证券行业分析师刘昆认为，负资产对于自住购房者而言，主要是一种心理概念，因为不管是涨是跌影响都不大，“负资产真正影响的是那些有多套住房的炒房者，他们不堪利息重负才可能不还贷。”
而且，目前形成的“负资产”议题，易宪容认为不排除有开发商出于以此“威胁政府松动现行的货币政策”的目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也担心，“开发商的贷款数额远大于购房者贷款，个别房地产商还存在假按揭现象，随着市场降温，一旦楼盘无法及时出售实现资金回笼，开发商更有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坏账的情况。”
风险仍需警惕
尽管大规模的负资产和“断供”现象并未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对本刊记者说，国内银行在住房贷款方面呆账坏账情况不算太坏，这主要是与美国次贷相比，“中国的住房贷款主要是给优质客户，也就是说，国内购房者的经济条件和还款能力都比次贷客户高，所以还没有出现大问题。但这不等于银行违规放贷没有风险。如果房价继续下调，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将迎来客户违约高峰。”
事实上，由于去年按揭房贷市场火爆，一些银行放松房贷的执行标准，向一些不合规定的购房者贷款，放大了风险。李瑛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买房时，交纳的是一成首付，另外一成由开发商垫付，银行很快就批下按揭，完全没有质疑。”今年5月，深圳银监局根据反映的问题，一成首付的行为才被叫停。
据本刊记者了解，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银行严格执行相关房贷政策，但一些银行还是违规操作。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湖业主钟先生向本刊记者介绍说，“今年2月我买了这套118平方米的住房，按照规定要交3成首付，我告诉中介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支撑首付2.5成，结果银行也照常批下来了。”
对此，深圳市社科院城市营运中心主任高海燕告诉本刊记者，“在当前楼市持续调整的情况下，银行应当严格遵循国家二套住房房贷等政策，以减少风险，保证房贷资金安全。对于那些违规放贷的银行，监管部门应加大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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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晚23时许，太原市娄烦县公安局局长冀宝林接到一条手机短信：“有人开一辆白色无牌捷达车，到了娄烦准备购买炸药。”
信息立刻核实、汇总、分析、决断。随后，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杜玉林听取汇报后，要求不惜代价将该团伙一网打尽，维护北京奥运会安全。
山西警方迅速出动。截至目前，这个“2·20”大案共抓获涉案人员51人，收缴炸药1.6万公斤，雷管28.9万枚，其他原材料5.6万公斤。
“‘2·20’大案，是山西公安部门合力围剿‘土炸药’的序曲。清查民爆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剧毒危险物品等专项整治工作，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向奥运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杜玉林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黑老大”背后的“土炸药窝”
回到冀宝林接到手机短信的那一刻，当他立刻核实线索时，对方却一直关机。
此前，冀宝林已连续收到几条线索，动用了成百警力，顶风冒雪、连夜大规模查搜，却一无所获。此次，他本着一条线索也不放过的原则，当晚带着司机沿着县城一个街道一个街道、一个宾馆一个宾馆地查找。
2月19日晚23时45分，公安干警在娄烦宾馆抓到一个盗车贼。经连夜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承认了去年曾在娄烦做过炸药，并说8名工人来自洪洞，2名技术人员也是洪洞人。背后有一个叫“老大”的洪洞人是“总指挥”。
2月20日，他们成立专案组，沿娄烦出发，一路顺线追查有关“老大”的线索。2月23日，专案组民警将犯罪团伙的技术人员许安平、李文晖抓获。连夜突审后，获取了山西洪洞籍的“黑老大”纪建国及其活动规律等线索。
纪建国非常狡猾，反侦察经验丰富。他拿着五六个手机，用几十个手机卡，每打一个电话就换卡关机；每周找一个小姐当女朋友，吃住都在小姐的出租房，从不以自己的名字租房；行踪诡秘，交易一般都是单线联系。
抓捕纪建国的过程异常艰难。有十余次，通过技术手段发现其行踪，干警迅速三路合击，但警力刚到位，技术部门就反馈信号已消失；一次，干警汇总信息，发现了纪建国的暂住地，5名民警守候两天两夜，却没有发现其踪影；又一次，民警驾车跟踪纪建国乘坐的出租车，纪建国突然下车，横穿马路，穿过车流，反向乘另一辆出租车逃窜；还有一次，发现纪建国踪迹后，民警驾车追捕，纪建国在火车即将驶来时强行横穿铁路，将民警甩在飞驰而过的火车另一侧。
2月25日，公安干警通过技术手段，再次获得纪建国在太原市大南门一带购买手机的线索。专案组民警到了大南门后，又获取了纪建国正在尖草坪大东流一带移动、可能中午1点半左右进行雷管交易的重要线索。于是，他们集中了20余名警力，便衣守候。当日中午2点左右，当“黑老大”等3人在一家小饭店内交易时，警方当场将纪建国、吴金明、张海燕等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现场缴获雷管500枚，查扣汽车3辆。
经突审，犯罪嫌疑人吴金明交代了生产炸药的3个窝点。民警迅速赶到生产炸药的第一个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收缴炸药392箱，大量生产设备和原料。下午5点，他们又在一家百货大楼布控，一举将武海珠等3名嫌疑人抓获，当场在出租车内搜出雷管1万枚。
再次审讯后，初步查明雷管来自山西晋中市榆次区，这个地方有一个生产了几十万枚雷管的窝点。太原市公安局加大审讯力度，突破犯罪嫌疑人武海珠的心理防线，查明了雷管是晋中市一个叫王富贵的人送到太原唐久大厦的。
公安部门临机决策，决定以雷管为由将王富贵“调”到太原。
在研究、制定了抓捕方案后，专案组民警在唐久大厦进行了埋伏，晚8时许，王富贵到太原刚刚下车就被埋伏的民警抓获。王富贵交代了制造雷管的窝点在榆次安宁村一个二层出租房，制造雷管的人员是他的老婆、儿子、妹妹、妹夫。
早已待命的晋中市公安局30名特警，很快在安宁村查获了生产雷管的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收缴雷管成品、半成品10余万枚。经查，制造雷管的技术是王富贵的儿子从互联网上下载的，雷管半成品来自河北，已卖出了二十余万枚。
为抓获更多的团伙成员，将隐藏的雷管炸药清除干净，专案组明确突审和搜查的“两线”作战方针。经过一夜工作，两条战线同时取得重大突破。一是初步查明这是一个网络犯罪团伙，涉及人数近百人，作案百余起，涉及4省6地市和太原市7县区。二是在太原机床厂宿舍查获雷管8000余枚，雷管导线数十箱。在太原煤气化小学学校办公室查获雷管12000枚。“2·20”大案取得关键性突破。
科学清剿“土炸药”
本刊记者在山西一些地方走访中发现，坊间人士对于配制炸药的配方几乎人人皆知：农用硝铵化肥用火炒变色，木屑用温火炒熟，二者配以柴油进行调和，这便是“土炸药”的最原始配方。木屑与柴油随处可以找到或者在市场上买到，而硝铵化肥是国家控制物品，市场上不能随便买卖。据记者调查得知，黑市行情是一袋（80公斤）500元左右。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山西属北京周边地区，大大小小的煤矿、铁矿星罗棋布。有矿山就要使用炸药雷管之类的火工品，国家统配煤矿主要靠机械化开采，使用炸药的量很小。小煤矿特别是无证无照的“黑煤窑”，在地上挖个窟窿就出煤。这些煤矿没有安全的火工品供应渠道，全部靠“土炸药”。这就要求公安人员认真研究“土炸药”的制作、销售过程和渠道及黑道行情、犯罪心理，从而科学地清剿“土炸药”。
现任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局长的白国宝曾任万柏林分局局长，而万柏林区则是太原市煤矿最多的县区之一，仅有证的私人煤矿就达百余个。
白国宝向本刊记者分析说，近几年来煤炭行情看好，今年一吨煤卖五六百元，而一吨煤的成本也就是几十元。煤炭行情上涨带动了“土炸药”行情。制造“土炸药”的人先是在煤矿附近租房，煤矿治安搞得严了，这些人就转移到了市区，这样更危险，一旦爆炸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亡。
“土炸药”行情好，一些人便铤而走险，个别地方竟发展成为“土炸药”的“专业化”生产地。据公安部门介绍，山西洪洞县是煤炭生产大县，洪洞县一些不法分子是土制、劣质炸药的“好手”。不少这方面的“专家”现已散居各地，山西及周边省份如陕西、河北、内蒙古的小煤矿，其所用“土炸药”多是由这些“专家”指挥制造。
白国宝介绍说，洪洞不法分子在制造“土炸药”的时候，加入了一种含有磷的元素，使“土炸药”的爆炸力超出常规炸药几倍。这种“土炸药”遇到潮湿和高温，会自动爆炸。因此“一管炸药就相当于一颗定时炸弹”。2006年4月10日山西轩岗医院发生爆炸，数十人死亡，就是这类劣质炸药自燃的恶果。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犯罪地区“专业化”已经向公司化、集团化和网络化延伸。这类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隐蔽性很强。以“土炸药”为主的私制民爆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剧毒等危险物品，就存在着地区“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山西省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现已成立相关机构进行跟踪研究，以期在技术侦查层面着力突破。
专项整治拉开大幕
以太原“2·20大案”为起点，山西省公安部门围绕奥运安全，周密部署，以整治“土炸药”为突破口，将民爆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剧毒等危险物品专项整治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截至目前，据山西省公安部门统计，全省共破获涉爆案件452起、涉枪案件23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928名，其中逮捕65人、刑事拘留294人、移送起诉7人、治安处罚402人、其他处罚160人；收缴非法炸药185吨、雷管42万枚、导火索8万米、硝酸铵59吨、军用枪支55支、民用枪支260支、自制（改制、仿制）枪支160支、仿真枪315支、子弹14631发、管制刀具1820把、剧毒化学品6994公斤；摧毁非法生产窝点27个；爆炸物品收缴量和涉爆涉枪案件查处数均全国排名第一。
为防止民爆等危险物品在储存、运输、使用过程中发生问题，引发事故，山西各级公安机关以民爆物品、枪支弹药安全大检查为重点，层层落实责任制，深入开展了涉爆涉枪隐患大排查。
从4月10日起，山西省公安厅由督察部门牵头，分成两个检查组，开展了全省公务用枪安全百日大检查。晋中市公安局在全省率先开展民爆物品专项大检查，局长雷党辰深入每一个矿点督察。吕梁市公安局采取“四个三”措施，努力实现无流失、无炸响、无非法制贩使用的“三无”目标。长治市公安局制定了民爆物品安全监督管理“黑名单”公示制度，对存在隐患漏洞列入“黑名单”的涉爆单位在全市公布。
山西省还开展多警联合行动，形成了严查严打的高压态势。一是发动群众，广建涉爆耳目，及时准确地掌握涉爆犯罪动态，实施精确打击；二是在私挖滥采问题突出的矿点开展突查，在涉爆问题易发路段不定期巡逻设卡，在涉爆重点地区拉网清查，点线面结合，实施分类打击；三是在网监、科技等部门的有力配合下，不断加大涉爆涉枪案件侦办力度，最大限度地扩大战果，及时清除了一批隐藏较深的制贩窝点，查破了一批重大案件。
前不久，临汾市公安局尧都分局在土门高速公路入口处查获一起非法运输爆炸物品案件，当场抓获涉嫌非法运输炸药的犯罪嫌疑人8名，收缴非法炸药7.2吨。近日，大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在云西收费站查获一辆非法运输炸药的车辆，当场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缴获炸药20吨。
大同市公安局新任局长李如林说，“大同煤矿多，又离北京很近，我们在大同要筑起防范涉爆物品和犯罪人员、恐怖分子的第一道“防火墙”，确保北京奥运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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