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送黄昏 |
08-6-14 22:32 |
贵州，谁为你哭泣！
知道贵州，是历史课本里的遵义会议，是酒桌上的国酒茅台，是感受到的刻骨铭心的贫穷……
今天的贵州，是一个贫穷与富饶的矛盾。
贵州是富饶的，富饶得令人惊叹！
贵州的资源让人吃惊。整火车皮整火车皮地运往华东华北的煤，全国最大的铝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磷矿山，还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以及汞、锰、钾等稀有金属。
贵州更是贫穷的，穷得令人窒息！
今天，在贵州省瓮安县玉华乡某煤窑里,工人用小车将煤从黑森森的洞里推出来，然后顺着长约500米左右的斜坡将煤背上公路。如此的劳作一天，所获的工钱不过区区15元。
在李昌平的《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这样讲述：“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为什么会是一个如此矛盾的贵州？
贵州怎么了？
上个世纪80年代，胡鞍钢等六位院士赴中国最贫穷的贵州等地考察，考察的结果让胡鞍钢无限感慨：“令我震惊！这些地区比我25年前插队的农村还要落后”。
一个美国人， 1998年以来2年时间里；他以贵州小城都匀为中心，开展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课题研究。他深入中国贵州都匀县，以他实地的所见所闻，向读者展示了一位美国人学者眼中的中国。
在丹尼尔·莱特博士眼中，展现了这样一个贵州：
暴发山洪冲走了摇曳的人行桥，冲垮了梯状稻田。妯娌俩站在各自的屋前互相对骂，不依不饶。农民们互相在背后散布谣言。灰头土脸的孩子嘴里的黄牙因忽略治疗而蛀烂。晚上睡觉虱子在身上爬。苍蝇成群地叮在一块挂在钩上的生肉上。蚊子，蛆，更别提屋后那让人解手时掩鼻的臭气了。某些可治愈的病症得不到治疗。有些基层干部的腐败使资源和机会拒大多数人于门外。无知使人受损，严重的致人死命。
时间再回到2006，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突然被和贵州相关的几件事所牵动：
以报道《基金黑幕》而声名鹊起的《财经》０６年第１９期封面文章是硕大的《兵败微硬盘》，文章是这样开篇的：
2006年7月2日，星期一。贵州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关上了大门。随着外籍员工于当日晚间最后一批撤离硬盘厂，这个地处云贵高原的高科技工厂，在靠存货周转了九个月之后，终于沉寂了。
微硬盘项目，一度是贵州的光荣，也承载了太多梦想。它身上曾寄托了于三五年内达到100亿美元产值的期待，也是更为庞大的高科技产业跃迁式发展的第一步和最关键的一步——这一宏图的目标，是在2012年之前，以电子科技、新物质（材料）科技和生物科技三大主轴产业，打造1000亿美元的产业链。这一宏图，曾经那么打动了贵州，这个2005年GDP居中国末位的边远省份。
现在，与空中楼阁一起破灭的，不仅是激情与梦想，还有总计约20亿元的巨额投资。而在增长最快的2005年，贵州的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不过1942亿元。
在经历了一场长达四年多的“完美风暴”后，贵州所获得的教训已至为清楚。在贵州以微硬盘项目突进“知识经济”制高点的努力中，发展高科技产业可能遭遇的所有挑战接踵而至：知识产权瑕疵及引发诉讼、高科技产品市场朝云暮雨变化无常、企业控制权操于人手、资金流向失控、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制造流程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治理风险层层累积，勾勒出高科技企业投资的高风险图景。
相形之下，地方政府企图依赖本地资源动员能力，以为靠“遇猪杀猪，遇狗打狗”的决心即可突破重重瓶颈，最终的结果是一筹莫展。
9月初，贵阳城郊秋色中，造型现代的微硬盘厂房依旧默默伫立。这是眼前刚刚发生的教训，它应当不只适用于贵州。
《财经》的报道揭示了作为新世纪贵州光荣与梦想的微硬盘项目这样悲剧性收场的现实，为本已了无话题的贵州再增添一笔难以描述的沉重。
2006年底，当中国各个省份官员的更替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时候，香港《大公报》刊出一篇发自北京的观察文章说，官员更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多位省委书记曾长期在新闻宣传系统工作，石宗源就是一例。
文章这样叙述：2005年底，石宗源从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位置到贵州履新。石宗源履新的贵州省，人均GDP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倒数第一，“穷名在外”。石宗源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后，贵州2006年先后在北京、香港等地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展览、演出等活动。而以遵义会议和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展览为主打的“红色牌”和“历史牌”，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贵州的知名度，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贵州走入了快车道。
2006年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个朋友告诉我，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调到贵州做省长了。这让有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两天后，我在网上看到了新华社的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林树森同志任贵州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石秀诗同志不再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我从后来的报道中看到：2006年6月28日晚上，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离开炎热的广州，飞抵凉爽的贵阳。第二天上午，天还下着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林书记就参观了贵阳市金阳新区，下午，他又到省政府办公厅跟各处室工作人员见面。
如果从1990年代算起来，林树森是第一个从东部发达地区来的省级领导。此前，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几乎全部来自省外，其中，一半多来自中央部委，另外的人多来自中部省份。
从最近20年贵州话题的不断提起到今天的微硬盘项目悲剧性收场，让我想起来对贵州说点什么。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一本畅销中国的《富饶的贫困》，把贵州守着金山没饭吃的窘况刻画得淋漓尽致。近几年，一本题名《孤独与超越》的书，由於对贵州现象的评判，引起各界争议。
一位当地经济人士无比辛酸地说，如此长时间居於中国经济榜末，贵州堪称世界贫困研究的一个绝好样板。
贵州无疑是悲剧的，这样一个典型的黄土文明样本里，集中了贫穷的表现和落后的观念。我曾经和许多从贵州支教回来的人聊起贵州，也和许多贵州的朋友说起他们的家乡，让我对这个“中国贫穷的样板店”有了兴趣。而当随着了解的深入和对比，当许多贵州人都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谈自己的故乡，当许多从贵州回来的人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我越来越萌发一种念头：贵州为什么穷？贵州又仅仅是穷吗？贵州怎么了？贵州为什么？贵州怎么办？贵州，你又真的甘愿如此？到底是这片土地的不幸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不幸？贵州，谁会为你哭泣？又是谁在为你哭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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