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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讨论|笔试|面试] 良法与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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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5-6-29 08:18 | |阅读模式
法与善治
____学习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体会之二

   以习近平为总书的党中央对“法”与“治”的关系有了新的解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所谓良法,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涵义,一方面是对法律的普遍服从;另一方面即人们所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必须是良好的法律。从治理角度来看,良法为治国之本,若没有良法所谓善治也无从谈起。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劳教制度、城管执法等乱象,很大程度都源于有法无良。因此,制定“良法”以及执行“良法”才是依法治国的首要,即依什么样的法,达到何种治。
    良法至少包含三个层次。其一,法律之精神。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以社会性的视角来看,法是人类为了维护自我生存的有序状态而做出的选择和创造,所以法的精神与其存在的价值应该是息纷止争,谋求社会和谐。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形态对法有不同要求和偏重。就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法应该在减少贫富身份、性别、地域等社会因素方面有所偏重,为人人平等、社会正义守护底线,这也是社会主义法之精神的基本体现。其二,立法之目的。法之所以会有善和恶之分,皆源于制定法律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往往不顾百姓利益和诉求,以严刑酷法阻吓与镇 压民间的不满和反抗。例如一人犯法,家人同罪,乃至村民连坐,有些甚至九族遭殃。但这些严刑酷法并没有保障封建王朝的稳定,反而被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所推翻。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以治民为本的法是恶法。这样的法再完备再严密也无法保证统治的长久。政权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民不固,则邦不稳。因此,法律制定的目的不同,效果也就不同。法律作为社会的产物,就需要维护全社会公民的合法权利,反映社会的意志,服务于全社会。其三,执法之手段。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呼声——法律不能沦为打压民众的工具,其错就出在执法手段上。良法的实施决不可无视执法手段,如果没有正确的执法手段,法律就会被当权者工具,沦为随意惩罚民众的工具,再好的法律也不可能被有效实施。
    立良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良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可以说,所有良法因素落脚点最终都应归于“治”上,良法是现代化治国的必要条件,也是“善治”的基础。善治本身也是一种治理方式。在执法手段上,善治还会反作用于法律,避免法律偏离了法治之目的,失去人性的曙光,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工具。
    善治是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新概念。在西方政治的话语体系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概括地说,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结合习近平在2013年11月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善治”还有一层中国传统的“善政”理念。老子在《道德经》的第八章“正善治”中,提出了“善治”系统性的社会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的治理者,必须重视民生;要在民众中形成淳朴的社会风气;不可与民争利,在利益面前要将自己摆在最后;管理民众时,管理者一定要起好表率作用;要“居其实不居其华”,还要注重自身的修养。可以说,“善治”不但是现代化,且与中国传统的仁政、德政也是相通的。
    所谓“善治”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管理最优化的状态。而实现这个状态,不再是政府做主导,而是由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因此,善治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是善治。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而现代法治的核心即在于“良法善治”。 “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现代法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和精髓。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良法的基本价值,才提供善治的可能。
四中全会提出“良法善治”的意义,并非简单的“有法可依,依法治国”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提出法的性质,即有什么法,依什么法(即良法)。中国历史上不乏“有法可依,依法治国”,但都是帝王法,只为统治而设。在实施过程中,也是对上宽、对民严,偏离了公平的法律精神。很明显,这不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法治,正如四中全会公报所言: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如果,人民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人民又怎么可能去维护法律的权威呢?反之,只有真正保护人民的法律,人民才会从内心拥护信仰,这样的法律才能称之为良法。同时,让人民内心拥护、真诚信仰的法律,人民也才会自觉遵从,以法自律,这样的治理才体现善治,是人民可以认真服从的。
   “良法善治”的理念也是对西方法律体系的查缺补漏。众所周知,西方的现代法律体系只强调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不考虑人情世故,只根据对错而执行,往往简单、僵化地惩罚违法。由于私有化的社会矛盾,这种单一以法律律条为主的体系只能在权力和资本之间运行,对底层民众来说是“奢侈品”,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在执法前后缺少一定的调节和预防机制,一切都靠法庭解决,繁琐还容易被律师钻空子,使罪犯逍遥法外。同时,也让无力或无钱打官司的人,在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中退下阵来。让一些真正需要法律保护的人无法得到保护和恩惠,即没有达到“善治”,自然也就不是“良法”。
    我国己有了一部“良法”----宪法。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拟以立法形式,将每年12月4日设立为中国的国家宪法日。 宪法要得以顺利实施,主要取决于民众对宪法的信仰度。“法制宣传日”改为“宪法日”,有助于公民通过各种宪法宣传活动感受宪法的价值,扩大宪法实施的群众基础。当然,依宪治国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宣传用语,而是通过贯彻落实所有法律法规支撑起来的。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设计出系统的安排部署,这也是依宪治国的具体化操作。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良法善治”是对法治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体现了法治为民,为民法治,改变了以往的法与民对立,统治者以法治民的思路和模式。尤其是公报强调,“法治一旦成为一种信仰,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将法治定义为一种信仰而非只是统治的手段,这也是良法善治的标准、效果和意义所在。就目前的中国而言,虽然,从依法而治走到良法善治还有相当距离,但相信只要地方官员以及执法者秉承“法为良法,治为善治”的依法治国观,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同时也使源于东方文明的法治精神得以弘扬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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