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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流] 半月谈 -执政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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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7-4-8 18:37 | |阅读模式
执政能力




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
本刊评论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而又紧迫的战略部署。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勇敢地迎接新考验、新挑战,做出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表明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科学判断和高度自觉,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包括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等重要内容。其中,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执政55年来积累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执政能力的高低,不仅仅是执政主体的水平问题,更是执政方式问题,只有不断改进执政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执政能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需要。
    科学执政是党的全部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保证。执政离不开指导思想,科学执政首先就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党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指导思想就要与时俱进,就要根据实践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是党在理论创新方面的重要成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南。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如何科学判断国际局势,科学决策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挑战与考验。在改革开放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的过程中,新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甚至集中暴露出来,正确处理一系列复杂关系,解决许多深层次问题,就需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科学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科学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科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民主执政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党治国理政的实质和关键。民主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从开始执政起就已找到、并且在执政的55年来不断探索的执政之路。实践表明,发扬民主,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取得巨大成就;民主被践踏,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人民群众是党的最广泛、最宝贵的执政基础,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信任,民主执政就是要巩固这个执政基础。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党的执政理念。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党的执政理念,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奋斗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民主执政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以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等提供有力的保障。
    依法执政是当代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也理应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执政首先就要建立完善的执政制度和体制,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执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效率如何、效果如何,取决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便捷,制度和体制运转得是否顺畅、灵活、高效。在建立完善制度和体制的基础上,依法执政就成为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法执政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国家法制的轨道履行职务和权力,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力戒主观、随意地发号施令,避免权力运行的无序和混乱。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科学执政是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态度、方法和指向。无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依靠科学,讲究科学,增强执政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保证,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发扬民主,接受监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依法执政是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要求,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执政的合法性。真正改进执政方式,把执政方式转移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上来,党的执政能力就
将得到大幅度提高。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我们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权威人士解读执政能力

     新华网 ( 2004-11-01 10:02:05 )    来源: 半月谈2004年第19期

   
    编者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准确领会文件精神,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长期从事党建理论研究的权威专家。
权威人士解读执政能力
本刊记者  薛凯  孙爱东
五大亮点引人注目
    专家们认为,《决定》在系统总结我们党55年执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执政思想和应对措施,体现出五大亮点。
    一、初步构建了一个有关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框架,使执政理论建设向着系统化方向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认为,《决定》系统阐述了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总结了党执政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同时提出了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以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等,这是我们党首次从理论上对执政能力建设进行系统的研究,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
    二、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一系列执政思想。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认为,《决定》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也充分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执政方略和执政理念。如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牢记“两个务必”,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倡导“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全面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等。
    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新的部署。甄小英认为,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以及这些弊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横向看,各种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纵向看,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各级委员会,各级委员会的权力又集中于常委会,常委会又集中于书记,结果造成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决定》从政党的功能、定位及执政规律出发,明确了“领导”与“执政”的区别与联系。“领导”的内涵比“执政”要宏观和宽泛得多,既包括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管理,也包括对社团、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管理。“执政”主要针对国家政权而言,主要发生在国家政权领域。“领导”是政治活动,“执政”更多的是法治活动。
    专家们指出,《决定》立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提出采取“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办法,即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但是,党不是直接指挥、干预或代替人大、政府和政协等组织的工作,而是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组和党员干部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特别是在党政关系上,《决定》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并明确规定: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政府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甄小英说,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就是要从“横向上”理顺党与国家政权及其他各类组织的关系,解决在“横向上”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问题。从纵向看,《决定》特别强调了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作用。《决定》提出,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要发挥全委会的决策作用,常委会要很好地落实、执行全委会的决定。这实际上是理顺党内权力结构,解决小平同志所讲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决定》还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措施,特别提出了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解决分工重叠的问题。同时提出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等等。这些都涉及到政治权力构成的核心敏感问题,表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积极稳妥地进入了全面配套、整体推进的阶段。
    四、在党内民主方面有新的举措。张启华说,过去我们讲“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这次提出了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加党内透明度的问题。在推进党内民主方面,《决定》也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如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等。特别是实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干部任命实行全委会票决制,实际上是把决策主体由常委会变成了全委会,对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
    五、提炼和运用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概念、新用语。甄小英解释说,比如,这次《决定》首次提出要加强全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也就是“五种执政能力”,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五种能力只是针对党委和领导干部而言的,这说明我们对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容又有了层次上的划分。又如,《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原来是“三位一体”,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现在再加上“和谐社会”这一条,即明确了“四位一体”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创造实现“三个文明”的国内环境问题,而且,也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再如,“文化生产力”的概念,也是在全党文件中首次提出。这对于我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具有重要意义。
四大因素要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专家们认为,充分认识和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应从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四个角度来理解:
    ———就国内形势而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历史任务的考验。甄小英认为,当前的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仍面临很多挑战。二是突出矛盾的考验。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一些制约因素无法回避,如人口众多而资源短缺,“三农”任务繁重,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尚未完善等。三是发展阶段的考验。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的阶段,根据国外的经验,这个时期的发展往往面临两种结果,两种前途。搞得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迈入新的阶段;搞不好,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徘徊不前。
    ———就国际形势而言,维护国家发展和生存安全,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发展和安全的压力问题。李君如指出,我国目前仍面临发达国家经济占有优势的压力,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长期面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二是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问题。甄小英认为,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前进,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这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严峻挑战。抓住机遇社会主义事业就可乘势而上,丧失机遇则有可能由盛变衰。
    ———就党内形势而言,党的自身状况及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也要求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第一是党的历史方位发生根本变化。李君如说,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的转变,从受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到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由此我们党必须解决好两个历史性课题,一是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增强执政能力,二是要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是党自身还存在许多“不适应”和“不符合”的地方。甄小英认为,“不适应”意味着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政本领不强,执政能力还不够。比如,一些农村党组织的软弱涣散问题、新兴组织党的建设滞后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不够问题等等,亟待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不符合”就是在作风上不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也就是党的建设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腐败问题、官僚主义等大大影响了党的执政效率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从党外形势而言,一些大党老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借鉴:一是汲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兴亡的深刻教训。甄小英认为,苏共执政74年最终垮台,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党内民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结果党组织失去了对党员的吸引力,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之瓦解。这警示我们,一个政党要保持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健全党内民主。二是汲取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兴衰的经验教训。甄小英指出,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一些大党老党,曾长期执政,后来因为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而失去了政权,教训深刻。这提示我们,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三是借鉴世界政党执政的一些基本规律。甄小英说,我们常讲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事实,也是真理。而现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种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说人民会不断地进行选择,历史也会不断地进行选择。党只有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创造新业绩,在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始终获得人民的拥护。
科学认识“三种执政”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决定》中的一个新提法。杨胜群认为,这是党总结执政历史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更好执政的根本要求和基本方略。这三种执政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
    ———科学执政,是指以科学的思想、制度和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执政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坚持科学执政就要真正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主要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当前,实行科学执政,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决策科学化。
    ———民主执政,是指进一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民主执政就是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当前,实行民主执政,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两点:一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这一党和国家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二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依法执政,是指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当前,实行依法执政,最重要的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同时,也应看到,这三种执政之间又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互为条件和前提。要做到科学决策,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进行民主协商和民主讨论。而要实现民主执政,也必须以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制度为前提。另一方面,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依法执政来体现,重要的是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制度化和规范化,这就要靠依法执政来保证。
深刻把握“五种能力”
    李君如认为,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加强“五种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努力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领导经济发展并非是要由党直接去指挥经济工作,处理具体经济事务,而是要由党集中各方面智慧,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更要摆正党的位置、确定党的职责,努力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党组织派去执政的干部,更要学会领导和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和方法。
    ———努力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在中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追求的基本目标。当前,要在国家政权系统中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健全民主、完善法制和加强监督这三个关键环节。
    ———努力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过去我们讲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后来又提出经济安全问题。其实文化安全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因为,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正受到严峻挑战。特别是现有文化体制与群众文化需要不相适应,文化产业落后,一些思想宣传工作难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党只有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努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一方面,我们党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局出发,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党必须适应社会利益多样化的新情况,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发展为社会冲突。当前,我们要对困难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在社会治理中,我们必须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到党和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采取正确的方法维护社会稳定,也应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努力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我国和世界的相互联系日益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处理问题,必须有世界眼光,统筹处理国际国内问题。在我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将始终并存。我们要趋利避害,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善于变挑战为机遇。◇
    (编辑:王永前)


政治体制改革从执政能力突破
薛凯 孙爱东
    开栏的话: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用语、新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执政思想、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为了帮助读者准确把握和领会文件精神,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开设“解读《决定》新亮点”栏目,请高层权威专家对《决定》的主要内容进行解读辅导。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8年前,小平同志如是说。18年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庄严承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解决的就是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机制问题,这已经触及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
执政能力触及政改核心

    李君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他分析说,党的整体执政能力的提高,要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尤其是决策机制、执法体制、监督机制以及干部任免机制等。这些体制和机制实际上正是我国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
    而另一部分专家则提出,应把加强执政党建设看作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也就是说,就中国现实而言,政治的运作无不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任何政治改革,亦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开始。《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上,而突破口应当选在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上。
    法国一家报纸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断自我完善的追求中,在循序渐进的摸索中,在与时俱进的实践观指导下,“中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将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向新的阶段。在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直接触及政治权力构成的敏感问题,表明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积极稳妥地进入了全面配套、整体推进的阶段。

彰显新一代执政的务实风范
    通读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有关决定,只有两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有关专家指出,尽管《决定》在“政治体制改革”用词上并不很突出,但措施却是扎扎实实、现实可行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认为,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注重实际,稳扎稳打,这实际上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一贯强调的求真务实作风。她说,着眼于解决基层反映比较强烈的实际问题,是《决定》的一个显著特点。像解决党政班子分工重叠问题,以前实际工作中问题就比较突出,这次中央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叉任职”、“减少职数”、“撤并部门”等对策,相信可以很好地推动党政团结,提高领导班子的决策效率。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认为,《决定》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也充分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执政方略和执政理念。如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牢记“两个务必”,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倡导“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全面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等。这些新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必将对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指导和推动作用。
    在起草《决定》前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带头实践,也让世人深切体会到了中央推进全面改革、完善政治体制的决心。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原主编沈宝祥指出,《决定》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就起了表率作用。这次在《决定》的起草过程中,中央把文件征求意见的范围第一次扩大到十六大代表,在党内产生强烈反响,这是“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有益尝试”,也是“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
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赞誉。15年前,邓小平也是以请辞信的方式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并光荣退休。舆论普遍认为,江泽民为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指出,政治体制改革通常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实现政权代际间规范交替,最高权力平稳转移。二是要增强组织和动员政治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要不断地汲取和反映民意,实现社会的利益整合。三是要提高政治肌体的活力。
    在最高权力交接方面,十六届四中全会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权力交接的制度化方面,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路透社的报道说,江泽民辞去中国最高军事职务,将其交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完成了一次领导权向年轻一代的“历史性过渡”。路透社还认为,江泽民离任不大可能导致中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重大改变。而一位党校系统的学者则评价说,江泽民的请辞开创了一个以任期制为背景的新老交替的范例,它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必将深远。

七个方面将成政改重点
    结合《决定》内容,专家们认为,下一步政改的重点将会集中在七个方面。
    一、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将从理论和实践上逐步理顺。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由此,甄小英认为,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原则,采取“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办法,将很好地解决党和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即党不是直接指挥、干预或代替人大、政府和政协等组织的工作,而是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组和党员干部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二、党内民主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带动人民民主。一系列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将会逐步落实,如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决定》还首次提出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内“透明度”。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将进一步健全。党代会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大发挥,包括实行党代表提案制度,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等。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也将逐步扩大。
    三、“三种执政”将推动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水平。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指出:“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是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问题。所谓认同,也就是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更好执政的根本要求和基本方略。向这“三种执政”目标的逐步迈进,就意味着党将继续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意味着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政治肌体活力不断增强,社会政治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将成为政治改革和建设的重点。不少专家指出,《决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和完善已有成熟的做法,并将之上升到制度、规范、程序的层面。毛寿龙教授特别告诫,我们必须改变过去制度屈从于权力的做法,增加制度的刚性,也就是《决定》所提出的,要“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中央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也是要树立法律和制度的权威。
    五、提高效率将成为政改的一个重要目标。专家指出,《决定》高举求真务实的旗帜,明确提出要提高“执政效率”。《决定》中部署的一些改革举措,相当一部分是围绕提高效率展开的。如《决定》提出,要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决定》提出,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以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提高效率。
    六、干部制度改革仍将成为改革的重要抓手。治党治国,关键在人,特别在于党的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从《决定》的内容看,今后,在干部选拔过程中,民主化、透明度、竞争性将会大大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投票表决、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这些做法在更大范围内的推行,将使党员和群众的意愿和主张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将使为官风险进一步加大,为官者必须体现民意、尊重科学、依法办事。
    七、反腐败的力度将会继续加大。反腐败关系党心民心,决定政党、政权的兴衰存亡。专家分析认为,四中全会强化执政能力存在两大目标,一个是要民主执政,一个是基于法治的清廉执政。具体做法是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政治改革和彻底防止腐败。根据《决定》,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将成为改革的重点。◇(编辑:王永前)


执政理念的一次新飞跃
中央党校 赵子平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总结55年来党执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将始终“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确立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
    《决定》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把“科学、民主、法治”作为一个整体并与执政联系起来,突出了新形势下我们党要为人民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政权的根本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实现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新飞跃,是我们党对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
    科学执政,就是党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把党的执政活动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科学执政至关紧要。科学的思想、理论决定着党的执政目标体系的科学性。我们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探索规律、尊重规律、遵循规律,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着眼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始终探求的重要目标。我们要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基本问题的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坚持把推动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执政,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和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防止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任何一个有政治智慧的执政党,都会通过推进民主来获得人民认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必须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民主执政,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全党的正确意见,团结一致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民主执政,必须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精神,加强全党的团结,加强党同人民的团结,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目标下,实现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依法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十六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执政过程不仅表现为刚性的控制与自上而下的指令,更体现在对宪法、法律的自觉维护和法治的自觉践行。党只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其执政活动才能为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和认可。
    依法执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靠法律来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依法执政,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明确而具体地回答了我们党“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这个重大而又十分现实的问题。三者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
    要做到科学执政,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进行民主协商和民主讨论。实现民主执政,必须以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制度为前提。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要靠依法执政为保证,并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制度化和规范化。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提出,必将带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一是有利于党集中精力管好大事,进一步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增强执政能力;二是有利于党在执政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顺应客观规律要求,执政活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意愿,使党得到广大党员和亿万群众的衷心拥护,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更加巩固;三是有利于党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实现党长期执政、稳固执政的目的。◇(编辑:林双川)


“和谐成本”缺位问题调查

本刊记者 吴亮 赵东辉 李国龙

    编者按:农民工群体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他们的正当权益却屡遭忽视甚至漠视,由此引发的劳资冲突不断,日渐形成沿海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改革、发展需要成本,和谐也同样需要成本。对沿海发达地区而言,一个亟待求解的课题就是通过支付必要的“和谐成本”,让外来务工者充分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提供的保障制度,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社会的良好发展环境。前不久,本刊记者深入到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对构筑和谐社会的“和谐成本”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

新“剪刀差”缘何越拉越大
    记者在粤、闽、浙等地对外来工群体进行调研时发现,外来工仍然在为他们基本的生存权、保障权而抗争,越发突出的劳资矛盾的背后是民生问题。“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漠视外来工为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在许多城市的公共财政框架里更没有考虑到他们。”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对沿海地区来讲首先要创建良好的劳动环境,我们的改革到了该支付这种‘和谐成本’的时候了,否则,这一群体将成为困扰沿海地区的新的不稳定因素。”
      近几年来,尽管沿海地区基本取消了对外来工的一系列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但飞驰的经济列车并未带动这个群体同步向前,反而将他们远远抛在了后面。打工的劳动付出与收益之间反差较大,外来工收入与社会发展呈现逆向运行的态势。
    全国总工会在广东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5%。然而广东省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的工资十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东莞兴昂鞋厂一名打工者告诉记者,和他7年前进厂时相比,每月基本工资只增加了100元。这还算是好的。当地劳动部门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2年来,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的月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而东莞市的GDP每年则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
    在收入低下的同时,大部分外来工并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网中。他们不能像本地居民一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也是少数。浙江省总工会去年完成的《浙江省外来工权益问题调研报告》指出,浙江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已达到20%,但这并不包括大量小企业、个体户和建筑施工企业。私营企业为员工办理保险也是有选择性的,往往选择为亲戚、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销售人员投保。这份报告还认为,外来工参加工伤、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比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还要低。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企业经营者将拖欠工人工资甚至欠薪逃逸作为“赢利”的一个重要手段。据东莞市劳动监察大队介绍,今年5月~8月,全市外来工群体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86起,其中29起是因为企业主欠薪逃逸引起的工人上访事件。今年7月8日,东莞市塘厦镇桥陇村伟导玩具厂的老板张泗有、张忠宗、潘康集体出逃,拖欠的14个月厂租和3个月工人工资超过1000万元。今年1月6日,塘厦镇莆心湖村大来五金塑料厂老板陈敏突然失踪,后来村委会出面垫付了工人工资,才平息了工人们的愤怒。
“和谐成本”已非支付不可
    在社会的第一次分配中,外来工得到的工资在“缩水”,到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时,外来工无法像当地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公共财政提供的各种保障。
    宁波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恩庭认为,如果外来工在第一次社会分配中得到的报酬过低,将无法保证他们正常的生活,更别提让他们支付学习和培训等提高自身素质的费用。如果以去年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520元计算,扣除职工自缴的各种保险费用179.46元(最低基数),实际收入只有340.54元,如按1.5的赡养系数计算(340.54÷1.5≈227.03元),该家庭已低于宁波市26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
    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中,许多城镇并没有将外来工群体纳入到公共财政的预算范围之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桢梓认为,对外来工而言,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财政分配框架基本上将他们挡在了门外。正是由于外来务工群体无法同步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果,他们的不满情绪在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柯长德夫妇已在东莞打工10多年了。柯的妻子在一家酒店当厨师,每月工资700元,柯搞个体运输,每月收入1000多元,这在当地打工者中算是“高收入”。他们夫妇的实际生活状况如何呢?记者了解到,他们租住当地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居住、卫生条件很差,属于典型的“城中村”环境,房子租金每月350元;夫妇俩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他们如果不打工,除了回家种地外,没有别的生活保障来源;他们还有一个12岁的儿子,在老家读小学6年级。夫妇俩跑遍了东莞当地的学校发现,一个小学生一学期的各种费用加起来要在1000元以上。他们算来算去,实在负担不起。柯长德无奈地对记者说,在这里打工一点安全感和归属感都没有,干一天算一天吧!
    一些外来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他们的内心感受:城市的繁华和富裕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是到这里为生计苦苦挣扎的过客。不少外来人员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以及心理失衡等多方面原因,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外来人员正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治安、刑事案件的高发群体,甚至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老大难”。据东莞、深圳等地的公安部门介绍,近年来,在两地打击处理的治安、刑事案件中,外来工涉案人员占到八成以上。据浙江省义乌市外来人口管理机构介绍,在去年抓获的3000多名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口占到86.6%,其中80%以上为盗窃案件。令人不安的是,当地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仍以每年10%的比例递增。
    郑桢梓分析说,当前我国的社会公共资源处于一种“缺省”状态,也就是没有和不足的意思,这是由我国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哪些人的利益在资源分配中被“省却”了呢?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这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过渡性群体。他们为推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又像是“嵌入”城镇社会的一个“楔子”,在被挤压的状态下生存,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基本没他们的份。
    专家们认为,尽管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外来工的保障问题还比较困难,但我们对此决不能漠视,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脚踏实地地加以解决。如果只让外来工“做贡献”,不让他们分享公共资源,换句话说,我们不去支付必要的“和谐成本”,社会矛盾将会越来越大。一旦出现不稳定因素,政府维护稳定所付的成本要比目前付出的“和谐成本”大得多。
   记者注意到,前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的有关情况与建议》中明确建议,要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制度性障碍,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把农民工对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住房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范围。记者采访的专家也认为,与外来工对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相比,现在已到了应该支付这种“和谐成本”的时候了。正在逐步升级的劳资矛盾提醒我们:支付“和谐成本”的问题非解决不可,否则我们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发表于 07-4-8 18:41 |
没怎么看就头晕了
发表于 07-4-8 18:43 |
这么多啊
发表于 07-4-8 19:01 |
谢谢了啊
发表于 07-4-8 21:07 |
感谢了
发表于 07-4-8 21:28 |
好厉害呀
发表于 07-4-8 22:11 |
要深切理解个中的含义啊~~~
发表于 07-4-9 01:47 |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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