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ZZN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会员

使用微信注册/登录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查看: 22957|回复: 23
收起左侧

《瞭望》文章(11.28更新)

[复制链接]
发表于 07-11-28 16:23 | |阅读模式
  《瞭望》文章:“紧缩”震荡加工贸易

  短期内可能会对相关产业中的弱质部分造成冲击,但从中长期看,有助于减少顺差和流动性、化解贸易摩擦,并最终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实习生高倩

  新《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经历了一个月的过渡期后于8月23日正式开始施行。

  联系7月1日出口退税政策的重大变革,这两项政策的出台前后相距不过月余,却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是此次政策出台的直接原因。那么,这一政策对于相关企业、调控顺差将影响几何?

  政策震荡明显

  尽管新政刚刚开始实施,但在中国加工贸易最发达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不少企业都感到了紧缩政策的压力,特别是保证金台账制度的收紧。

  据企业方面初步估算,由此带来的出口成本将可能上升30%左右。仅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轻纺行业的加工贸易企业需要缴纳的保证金就达到200亿元。

  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面临资金压力的企业较为普遍,比如,据调查仅苏州地区就有650多家企业受到影响;而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发布的题为《内地加工贸易政策对香港的影响》的报告指出,目前在珠三角投资的5.75万家香港厂家中,预计将有超过1万家港企可能因此停产或收缩。

  而这些被限制的行业,往往产品同质性强,生产工艺成熟,产能扩张容易,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成本的增加将使这些本已利润微薄的行业盈利水平进一步下降,经营空间、产业链条都将受到很大挤压,特别是以中小企业为最。

  不仅如此,由于加工贸易直接从业人员在3000万~4000万人,约占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20%;而相关配套产业就业人数为5000万~6000万人。因此,也有观点担心若企业因之倒闭或转移,那么,劳动力就业形势也将更为严峻。

  在过渡期内,政策调整也引发一些港资、台资的反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中,外资贡献超过50%,其中,港、台资本占据绝大多数。在去年9月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后已有不少港企、台企受到影响,此番新措施更是引发企业层面的紧张忧虑,并通过“陈情”方式加以表达。

  谈及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分析说,对于那些产品被列入目录里的企业来说,新措施的确是一个很直接的外部冲击。而中央层面对于相关政策的出台也持谨慎态度,想办法缓解冲击,如设过渡期、提前政策吹风、与企业尤其是港台企业进行沟通等,力图使企业能适应变化。

  在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看来,此次的影响尚没有7月初出口退税调整时的影响大,不仅受限商品种类少于出口退税调整,而且,保证金从空转变为实转,力度还算温和,再加之还保留了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中西部地区两个“特殊”区域。

  从企业层面来看,尽管成本压力大,但仍有办法可化解或缓解。8月中旬,隆国强从广州调研回京,他分析说,企业可采取这样几种办法:一是,与供货商商量分担成本,压低原材料采购的成本;二是,通过改善资产管理方式、物流管理方式等降低自身成本;三是,通过创新、研发新产品来提高产品附加值;四是,与进口商协调分担损失。

  “当然,也存在个别企业,既没有谈判议价能力,也不能有效改善自身管理,那么,其退出出口行业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而这样的企业所占的比重并不大。”隆国强认为,短期内紧缩政策可能会对相关企业形成一定的冲击;中期来看,因为在国际市场中,对中国企业不少商品仍有定价权,通过提高出口价格,这部分出口还会继续保持;而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则是利大于弊,加工贸易成本升高将挤压高耗低效、粗放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导致行业内企业的重新“洗牌”,加速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

  过多顺差仍难以短期内消除

  此番调整,对于降低贸易顺差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呢?

  据海关统计,今年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1720亿美元,同比增长24.4%。而受出口结构升级和贸易伙伴国需求强劲的影响,出口增速并未因7月初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而出现下滑,7月出口增速比上月加快7.1个百分点。前7个月贸易顺差达到1368.2亿美元。

  在采访中,研究者们认为,中国的顺差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

  汇丰银行提出报告认为,顺差扩大是中国经济结构必然结果。2亿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巨大的中国劳务输出必须在全球产业链条上解决,必然导致中国出口拉动型经济的增长模式,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之所以维持高增长低通胀的支柱,而在历史上德国、日本、韩国等都曾经历过“高外汇储备,高顺差”的工业化阶段。对于这样的内生经济结构来说,采取行政措施调控顺差作用不大。

  隆国强从全球分工格局变化的大背景着手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中国现阶段存在的贸易顺差,其实是全球产业转移的结果。具体来看,因为我国的加工贸易所需来料大多来自于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而出口则主要集中于欧美市场。日本、韩国、东盟、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是我国逆差的长期来源,而随着投资带动下的贸易转移,这些国家或地区将大量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同时也将其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大陆。如此一来,中国作为一个最终产品的组装地,就表现为我国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逆差在加剧,而对于欧美等国的顺差也在不断加剧。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还会继续存在。

  在长期从事外经贸研究的马宇看来,当前外贸顺差的后劲来自于我国外贸的国际竞争力,顺差的出现也是全球国际化分工的体现,这一格局不仅仅对中国有利。而简单地把贸易顺差造成的问题推给中国外贸,是不可取的。同样,不加分析地、刻意地控制所谓的外贸顺差,不仅会伤害自身,对整个国际化分工的全球贸易格局也是有损无益的。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做法,一是顺应市场,让市场的力量来平衡技术和贸易的落差;二是让潜在的进口能量释放出来;三是推出有利于市场发展需要的措施,让外贸健康发展。

  而商务部有关官员也认为,外贸顺差不是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该是宏观调控的首要问题。而贸易平衡则需以调结构、促进口的方式来实现。据悉,有关鼓励进口的金融政策已在酝酿之中。

  推动结构调整是关键

  “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体现出高层的两个考虑,一是希望在减顺差方面有所成效,另一方面也贯穿着国家结构优化、升级的长期思路”,隆国强认为,这次调整更多的表现出旨在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结构性调整的政策意图。

  1981~2006年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5亿美元上升到8319亿美元,增长332倍,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从5.7%提高到了48.6%。在今年前7个月里,加工贸易进出口就达5238.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重为45%。

  同时,加工贸易业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渠道,推动我国外贸实现了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制成品为主的出口结构的转变,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拉动就业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拉动作用。

  “加工贸易,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找到的一条推进工业化的捷径。我们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用加工贸易的这种方式赢得了在全球产业转移中的优势,也取得了超乎预期的作用”,谈及此,隆国强这样评价。

  尽管加工贸易总体上是健康的,但研究者们也坦言承认加工贸易仍存在不足和问题:其一,我国加工贸易仍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技术含量和增加值较低;其二,我国加工贸易仍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内资企业融入比较困难、参与机会少,获得技术困难,主要的市场、营销渠道都掌握在外方手中;其三,加工贸易区域发展不平衡;其四,加工贸易准入门槛偏低,有些项目的土地、能源、资源占用、消耗较大,环境污染较重等。

  正因如此,从2003年起,中央政府就开始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在2006年1月、11月和今年4月,政府就曾3次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目录,商务部在今年4月表示今后将视情况每年更新加工贸易禁止目录。而此次紧缩政策出台后,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司长王琴华透露,年内国家可能还将根据宏观调控和国内外市场变化,以及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进行调整。

  对此,研究者们都更为看重其对于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

  梅新育认为,与其说此举是旨在压缩贸易顺差的总量政策,不如说其旨在优化外贸结构的政策。这从新一批限制类商品全部属于我国产能过剩的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五金、家具等行业,就可看出。

  而且,此次调整还采取了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方面东部地区新设立的外贸企业,不予批准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业务;而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A类和B类加工贸易企业继续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空转管理。可见,该政策力图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

  其实,近年来由于受到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影响,再加上环境等方面的限制,珠三角、长三角的制造业已经开始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转型。不少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特别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寻求转移。而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加工贸易却发展滞后,2006年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仅占全国的2.6%。

  然而,在实际的转移过程中,不少东部企业却宁可承受压力,也不愿离开长三角、珠三角。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和配套企业,而中西部地区受产业配套、运输成本、物流效率、营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尚未具备承接转移的条件,也难形成东中西地区之间有效的传递和转移机制。而且,受调整影响最大的多为中小企业,缺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能力。

  可见,无论从商品结构调整,还是从区域结构调整来说,要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尚有距离。“加工贸易是适应全球化、全球产业价值链形成是一种必然的形式。在可预见的未来,政府不应该也不会取消加工贸易,而促进其升级转型仍将任重道远”,隆国强这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发表于 07-11-28 16:24 |
《瞭望》文章:不规范源于权力分割

  现有机构之所以难以协调的根源,主要在于部门职能划分不清楚,导致部门利益交织,部门之间互相扯皮

  文/熊文钊 张步峰

  8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的通知》称,为切实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

  到目前为止,加上2003年成立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和今年刚成立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共有29个。

  这个机构是根据1997年的《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设立的。从该条例的规定和实施的效果来看,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基本得到了规范和控制,没有出现不断扩张和膨胀的现象。不过仍然存在下述问题:

  第一,国务院设立临时机构应增强法律依据。

  1997年的《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仅仅规定了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并没有规定临时机构的设置,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网站和国务院所下发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连用并称,似乎两者并无区别。

  事实上,临时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并非同类机构,临时机构的任务是为了应付临时的或者突发的重要事务,而议事协调机构的任务则是为了承担跨部门的重要业务工作的组织协调任务。

  可见,议事协调机构属于常设机构,而临时机构则是常设机构之外的暂时性机构,因此设立临时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的条件和程序应该是不同的,国务院应为设立临时机构制定专门程序,而不应按照议事协调机构的程序来进行。

  如果从行政组织法定的角度来说,《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国务院行政机构中并无“临时机构”这一类机构,而且也并没有给国务院设立临时机构留下空间,从这一点来说,国务院设立了一些临时机构还需要法律依据。

  当然,在遇到全国性的重大临时问题或者突发性问题时,也有必要设立临时机构来进行紧急处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3年为了应对SARS所引发的公共危机而紧急成立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卓有成效地对公共危机进行处理。因此,为这种临时机构的设立应该预留法律上的空间,但必须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

  第二,对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规范得仍然不够。

  《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规定:可以交由现有机构承担职能的或者由现有机构进行协调可以解决问题的,不另设立议事协调机构。仔细分析目前29个议事协调机构所承担的职责,有一些完全可以交由现有机构承担职能或者由现有机构进行协调便可以解决,而现有机构之所以不能协调的根源,则主要在于部门职能划分不清楚,导致部门利益交织,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从而需要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之外再设协调机构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

  以刚成立的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为例,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部门主要包括:农业部(主要负责农产品质量监管)、质检总局(主要负责食品和有关消费品整治组)、食品药品监管局(主要负责药品监管)以及其他一些部门如卫生部、工商总局等等。这些部门的相关权限大多有法律依据,如《农产品质量法》赋予了农业部门对农产品质量的监管权,《产品质量法》赋予了质检部门对一般产品的监管权,《药品管理法》则赋予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药品的监管权,诸如此类。

  实际上,这些相关法律在起草过程中的主导力量正是这些相关部门,部门之间争夺某一事项的监管权力,形成的结果往往是同一事项分割成由几个部门来承担,每个部门承担其中的一部分职责,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下来。这种情形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将会继续增多。比如说,将要出台的《反垄断法》(草案)中便主张要设立一个反垄断的议事协调机构,因为反垄断的事项由商务部、工商总局等几个部门在分别承担。

  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不够规范,只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不顺的一种表面现象,深层原因在于部门利益的分割。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部门利益之间的博弈场所;要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先要破除部门利益所设置的藩篱。国务院部门的设置及其职责范围是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几经精简,几经膨胀,并非按照管理要素而进行的科学设置。因此,需要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按照管理要素对行政管理权力进行科学的横向配置,并加以法定化。□

  (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4 |
《瞭望》文章:探讨政府职能整合原则

  推进政府机构按照合理、科学、高效的原则进行改革,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法治政府奠定基础

  文/熊文钊

  自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开始,中央就已经提出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经过几次调整,我国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较之从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管理的触角从微观领域逐步转向了公共领域,基本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适应计划经济的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惯性还在,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培育起来。因而在实践中职能交叉、权责脱节、多重管理、多头执法等问题仍然存在。迄今为止,政府机构设置远没有达到合理、科学、高效的要求。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的法治政府,必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深化机构改革,使政府组织机构更加合理、科学、高效。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应科学规范部门职能,按综合职能设置机构,将相同或者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职能交叉、权责脱节、多重管理、多头执法的问题。

  现行国务院组成部门有28个部委(署、行),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6个,部委(办)管理的国家局13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29个。由于政府机构职能划分不尽合理,职能交叉和互相扯皮的的情形不时出现,因此不断要求国务院层面设立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这种局面不仅难以遏制,而且还有继续发展蔓延之势。

  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不断增加,而且这种情形上行下效。究其原因,政府部门太多,而且政府部门职能交叉的原因首当其冲。由于部门与部门之间职责权限划分不尽合理,造成事权与责任脱节,协调性事务人为增多。

  如社会保障事务分别属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部分管,因之又产生了协调的问题。再如交通运输事务分别属于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以及石油天然气公司管理,运能的规划、建设与协调是政府的职责,而交通运输的工程建设和运输运营则是企业的任务,设立了多个政府部门,而真正应当由政府承担的规划协调责任却没有部门承担,这些政府部门代替运输企业为大量的工程建设和运营业务疲于奔命,这个领域仍是行政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能源管理事务长期以来没有设立政府部门管理,其事务分别属于几个国有能源企业管理,如此重要的战略事项政府管理缺位,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解决。

  首先,政府机构设置应本着通盘规划原则,根据管理要素设置。所谓管理要素就是指按照内政、外交、司法、发展规划、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科技与教育、文化与体育、国土资源、能源、交通、建设、贸易、信息等管理要素设置部门。

  其次,政府机构设置宜采用大部委设置模式,进一步减少政府部门设置数量。所谓大部委制是指将详尽的职能尽可能集中到一个部门,一方面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横向协调困难,增强政府首长对各部门的有效控制协调力。1978年,澳大利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合并政府职能,整个中央政府的部的数量从28个减少到18个。日本从2001年起,将中央政府过去的1府21省厅合并成1府12省厅。如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合并成教育科学技术省。

  其三,设立政府独立管制机构序列,更正所谓直属事业单位序列的做法。政府机构中除了政府组成部门以外,还有许多直属机构和所谓具有公共职能的直属事业单位,如,安全监督、质量监督和商品检验检疫、食品与药品监督、银行业监管、证券业监管、保险业监管等,这类机构都具有监管职能,应当参考美国等国家建立政府独立管制机构,这类机构虽不作为政府组成部门,但拥有相当独立的规制权、管理权以及行政裁决权,并且不一定因政府换届而换届,以凸显其专业性和独立性。现行的政府机构序列中将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列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却拥有大量的公共权力的做法应当改革。

  其四,能否重新设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务院办事机构。体制改革事务是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重要使命,不宜将体制改革事务置于任何部委之中,而应当作为国务院的办事机构重新设立国家体制改革办公室,直接对国务院和国务院总理负责。政府管理的第一要素就是制定计划和规划,并不因为实行市场经济,政府就不要做规划和计划了,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做法值得探讨。

  其五,充分发挥委员会的功能和作用。作为行政机构设置的行政委员会与普通的行政机关,实行的都是行政首长负责制,都隶属于行政机关序列;但委员会的功能与普通的行政机关还是存在一些差别。

  一般来说,委员会所处理的事务带有更强的综合性和宏观性,所处理的问题并不十分强调行政效率,而更为强调解决问题的科学和理性。因此,对于委员会的设置,应该依照其所管理的事务的特性来进行。

  实际上,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已经对此有所考虑——委员会设为主任1名,副主任2名~4名,5名~10名委员。这些委员应由一定比例的专职专家组成,专职专家对委员会所管理的事务应享有平等的投票权;另外,委员会的组织活动原则应该由合议制取代首长负责制,委员会主任只享有最后的票决权。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委员会对综合性事务的议决和管理功能。

  其六,整合行政职能,裁并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在整合行政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简政府部门设置,合并相近管理事务,加强部门协调功能。在此基础上裁并原有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

  关于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根据国务院200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置的通知》,既未表明其法律上的依据,也缺少进行设立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论证,同时也没有规定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设置程序,仅仅规定了这些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工作承担部门。这种规范性法律文件缺乏作为法律文件的基本要素,仅仅表明了为了应付实际需要而作出的某种决断。这种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设置应该实现法定化,至少应该出台行政法规予以规范。

  其七,加强行政组织法制建设,实现“三定”规定法定化。“三定”规定是合理界定行政机关职能、合理设定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核定行政机关编制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副职过多、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立过于随意等。对“三定”规定法定化的过程也就是对“三定”规定全面进行梳理,使其科学化、理性化、法治化的过程。“三定”规定法定化最切实可行的路径就是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加以规定。待各种条件成熟以后,我国应对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进行修改,对政府组织法进行系统科学的设置并加以法定化,这样才符合行政组织法定化的法律保留原则。□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5 |
《瞭望》文章:国防科技新领军人

  新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2001年底接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帅印之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进入关键时期

  文/易杳

  8月30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为国防科工委主任。至此,现年46岁的张庆伟成为目前国家部委中最年轻的部长之一。

  结缘航天20年

  张庆伟1982年自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进航空部603所从事飞机垂直尾翼设计工作并担任工程组长,三年后重返母校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张庆伟进入航空航天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从此与中国航天结缘。2001年11月起,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是创造了辉煌业绩的国有特大型企业,而近20年中国航天业进入一个突破性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其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张庆伟几乎都参与其中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989年1月下旬,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合同最终签订。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香港亚洲卫星公司所有的亚洲一号卫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用长征火箭发射的外国卫星。

  休斯公司对发射“亚洲一号”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卫星必须在起旋后脱离火箭。在论证会上,坐在后排的张庆伟大胆地提出用计算机建立仿真模型的想法,并立即被会议主持者所采纳。于是,他一下子从预备队提到了突击队。

  张庆伟很快完成了星箭起旋方案分析。1989年11月,张庆伟带着方案去美国洛杉矶,同休斯公司进行最后的谈判。在谈判桌前,他从容不迫地指出对方在技术问题上的几个错误,随后,在对对方技术方案计算验证后,美国人终于竖起了大拇指,方案获得通过。

  1990年4月7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一举成功,并创造了休斯公司已发射的32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记录。中国火箭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为此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的张庆伟,因而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随着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二捆”也进入了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此次,张庆伟又临危受命,在距合同规定时间仅有40天时间里,与另外两位老同志一起,提出和验证成功了“长二捆”火箭卫星整流罩平推分离方案。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首飞成功,为长征火箭开拓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

  力挽中国航天的国际声誉

  “长二捆”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蓝图的尽早出台。

  在载人航天工程立项论证阶段,决定研制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运载载人飞船。凭借在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和长二捆火箭首飞任务中的出色表现,张庆伟被委以重任,负责执笔对“长二捆”火箭改进总体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张庆伟和30多名技术人员一起,深入研究分析,广泛听取意见,针对火箭载人需解决的三大技术问题——提高可靠性指标、确保航天员安全和发射载人飞船的适应性,写出了详尽的技术改进方案和可行性分析报告。

  1992年9月21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被正式批准实施。31岁的张庆伟被任命为长征二号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成为当时航空航天领域最年轻的副总设计师。

  作为分管火箭总体设计的副总设计师,张庆伟亲自动笔,编写了《长征二号F火箭设计准则》,制定了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流程,对火箭研制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给出了规范性要求。接下来便是一个接一个的技术攻关,每一次攻关都是一场“战役”,而每一场“战役”张庆伟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1996年是中国航天业的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长征火箭两次发射外星失败,使进入国际市场立足未稳的中国航天声誉受到重创,部分已签订的发射合同被取消。

  当年8月,张庆伟走马上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他的第一个使命是任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责任人和发射队队长。这是继两次发射失败后长征火箭首次恢复发射卫星。

  张庆伟深感责任重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严格质量管理,带领全体研制人员团结一心,负重拼搏。1997年5月12日,长征三号甲火箭成功地将我国新一代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打赢了长征火箭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一战。这一年,长征火箭实现了包括美国劳拉公司研制的亚太二号R卫星在内的“六战六捷”,为挽回中国航天在国际上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载人航天结伴而行

  1999年7月,38岁的张庆伟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曾当过长征二号F火箭副总设计师的张庆伟,再一次与载人航天结伴而行。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试验飞船一飞惊天,长征二号F火箭完成“处女作”;一年后,中国第一艘按载人要求全系统配置的正样飞船——“神舟二号”发射成功。

  2001年12月,张庆伟担任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党组书记。同时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此时,他深知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将中国自己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

  有关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进展速度出人意料。张庆伟接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帅印之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进入关键时期。在他心目中,成功的首要标志是载人安全。他提出要以载人标准确保载人安全,强调搞好标准和规范是质量形势的要求,也是确保航天员绝对安全的基础。

  2002年,神舟三号、神舟四号飞船先后发射升空并成功返回地面,中国航天人创造了一年之内两次发射飞船的“奇迹”,也宣告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无人试验的圆满成功而进入载人飞行阶段。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返回舱安全着陆,航天员杨利伟成为中国飞天第一人……

  从2001年12月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起,张庆伟就提出,航天产业必须处于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最前沿。航天事业白手起家,不仅技术上需要自主创新,管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工程管理创新成果。

  “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必须有相应的管理体系作保证,只有把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紧密结合,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制约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突出问题。创新应是永恒的追求。”

  ——这是张庆伟作为科技专家、企业家在其以往岁月里越过种种障碍、赢得种种辉煌成就的动力与经验。也许这种根植于其内心信念土壤的理念,在他新的岗位和更广阔的驰骋天地里,将得以更好地证明,并更多地造福于社会。□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5 |
《瞭望》文章:区域文化如何创新

  真正提升群众的精神境界,切实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文/何振鹏(宝鸡文理学院教授)

  通过实施文化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已成为我国众多区域谋求发展和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方略。在一些地区的文化创新取得实效的同时,也有不少地区是“热闹一阵子,甩下烂摊子”,文化创新最终演化成了脱离实际的“文化大跃进”;有的地区把文化创新简单化、物欲化,认为文化创新就是开发几个项目、演绎几种说法、增加一些收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现实的区域文化不仅有着自身的复杂构成,而且处于动态的复杂关系中,对其认识和驾驭决非易事。

  现实中,一些地区的管理者热衷于追问“区域文化是什么?区域文化创新是什么?”,并对其概念与定义乐究不疲。诚然,从学理上搞清楚这一问题是必要的,但如果缺少与具体时空条件、区域现实状况的自觉关联,本质上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区域文化创新就会沦为于事无补的纸上谈兵。因此,可以尝试另一种思路,从而使问题的探究更加切近“实际问题”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首先,要搞清楚“当下的文化区情是什么?”,即本区域文化的实际情况。这是区域管理者谋划文化创新方略和制定文化创新政策的根本依据。为此,既要摸清本区域文化样态的家底,对其时空结构了然于胸,又要洞察深藏于其背后的区域公众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既要把握本区域文化的一般特征,又要深入挖掘不同于其他区域的个性特点。这里,将区域文化置于各种现实关系状态中进行辩证分析是准确把握文化区情的关键。其次,科学构想“未来的区域文化状况应该是什么?”,即理性设定区域文化创新的目标。为此,既要着眼于本区域文化特色的生成与彰显,又要着眼于与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自觉契合;既要着眼于本区域文化自身的和谐与进步,又要着眼于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互促。这里,区域文化创新主体,特别是区域文化创新的谋划者和实施者是否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勇气与智慧,是决定区域文化未来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

  综观国内一些区域的文化创新实践,其动因往往缘起于区域经济发展或区域形象美化的需要。诚然,处于社会系统结构中的文化,具有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形象的功能,但如果仅仅止于此来定位区域文化创新的价值,则难免产生文化创新实践中的短期行为,甚至会导致区域文化沦为畸形经济的帮凶或粉饰形象的花瓶;如果仅仅止于此来评价区域文化创新实践的得失成败,则难免浅化甚至取消文化的深层价值。文化的终极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因此,如果将“为什么要进行区域文化创新”这一提问方式转化为“为了谁而进行区域文化创新”,那么,区域文化创新就回归到了其本身就应具有的价值思维高度,使区域文化创新获得了本真的价值取向和正确的评价标准。

  区域文化创新实践的真正主体是群众。只有从群众需求和利益出发而开展的区域文化创新实践,才能为群众所真正拥护和广泛参与,从而勃发出巨大的创造力量。区域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是真正提升群众的精神境界、切实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从而为其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评判区域文化创新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应当依此确立。

  区域文化创新是区域主体对本区域文化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积极变革与现代更新。因此,其“如何是”的问题包含着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内容:一是在思维层面上展开的如何进行区域文化创新的理论设计,二是在实践层面上展开的如何实施区域文化创新的操作程序。说到底,就是区域文化创新的实践路径的选择和必要应对措施的采取。

  我国的区域文化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且会在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区域文化多样化是文化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和必要动力。特定区域在其文化创新路径及方式方法的选择上,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独立思考,形成特色方案。

  历史地来看,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展现为三种形态,一是文化作为主体的主导性精神背景自发地、被动地作用于经济;二是文化作为工具和手段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如企业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等;三是经济文化化,如主动地在产品、经济活动中注入积极的价值取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人文精神。此时,文化需求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一切选择的逻辑起点,一切行为都是文化行为,一切商品和服务都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一切财富都凝结为人文价值。

  文化的产出往往是曲折而间接的。作为区域利益代表者的政府必须及时制定适当的公共政策,实现合理范围内的投入产出平衡。区域文化创新主体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积极采取创新性的应对措施加强政策规范,确保区域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6 |
《瞭望》文章:中国再度强化领事保护

  去年一年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处理的领事案件已达3万多起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

  实习生陈晓晨

  一年前,中国政府包租的两架飞机载着从东帝汶骚乱中撤离的243名中国侨胞、中资机构人员,平安回到祖国。同日,我国外交部首次在领事司设立领事保护处,专门处理和协调海外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

  8月23日,外交部在原领事保护处的基础上组建领事保护中心。这是继8月21日外交部向公众免费发放2007年版《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后,中国政府又一项加强领事保护工作的重大举措。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领事保护中心成立仪式上说,领事保护是外交工作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和执政能力建设。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要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本着对祖国和人民负责的态度,重视做好这项工作。

  “中国的领事保护工作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领事保护中心的成立是中国领事工作不断积累基础上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领事保护新举措

  8月21日,外交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2007版的《指南》。据介绍,新版《指南》是外交部领事司在2000年、2003年两版《指南》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重新修订的。新版《指南》增加了很多具体内容和信息,更加简洁、通俗。

  《指南》对领事保护的概念、范围、适应人群以及条件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南》5个部分的具体内容包括:出国前特别提醒;出国期间特别提醒;领事馆员可以为您做什么;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做什么;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等。其中每一部分又有若干条目,涵盖了公民出境前后和期间需要注意和可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并对中国驻外领事官员的职责以及能够给出国公民提供的帮助,给予了清晰的解答。

  此外,在附录中还列出了外交部领事司联系方式、国家有关部委局的官方网站、中国部分驻外使领馆联系方式等。

  在《指南》发布式上,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魏苇表示,外交部还计划推出一本按国别介绍的实用手册,与《指南》配套,针对不同国家介绍不同保护信息,同样免费提供。

  外交部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海外中国劳务人员共有67.5万余名,其中从事远洋渔业的人员达4万多名,外派船员15万多名,在海外设立中资机构的有1万多家。2006年,中国出境人数达3452万人次。世界旅游理事会估计,到2020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将超过1亿人次。

  随着出境中国公民人数的不断增多,旨在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正当权益的领事保护工作近年来其重要性逐渐提升。据介绍,去年一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处理的领事案件达3万多起。在这种情况下,领事保护处已不能适应对这一巨大工作量的需求,亟待扩充。而且从国际上来说,目前大部分国家都专门设有领事保护局或领事保护司,将领事保护处升格为领事保护中心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领事保护已经成为“外交为民”理念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外交工作新理念

  2006年,我国实施了从所罗门群岛、东帝汶、黎巴嫩和汤加的大规模撤侨行动,处理了3名中资公司人员在巴基斯坦遇袭身亡、香港一个旅游团在埃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以及两次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尼日利亚被武装分子劫持等领事事件。

  时间再向前推,2004年年底印度洋发生强烈地震以及引发海啸后,我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全力以赴展开救援行动,救助受困的内地居民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居民。2005年7月英国伦敦发生地铁、巴士恐怖爆炸事件,八九月份美国频遭飓风袭击后,我驻当地使领馆立即启动救助中国公民的应急机制。

  此外,2006年外交部还发布了400多条领事新闻,近400条出国提醒和须知,比上年增加了约50%。这些信息从气候灾害警报到各国礼仪介绍,从旅游风光到经商劳务,内容全面,涵盖广泛,为中国公民走出国门提供了便捷服务。

  正是一次次海外撤侨行动、紧急救援,以及出国前的温馨提示,让身处海外以及更多准备出国的中国公民体会到了什么是领事保护。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直言,坦率地讲,中国的领事保护也就大概10年的时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重视到重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与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总量、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中国融入世界程度加深紧密相关的。

  金灿荣教授说,历史地看,中国的领事保护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以前中国公民因私出国的不多,因此领事工作主要是服务于政府和外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国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经商、投资、务工、旅游、求学等。按照魏苇司长的说法,“现在,无论你走到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中国人的身影,听到中国人的声音。”

  由于出境人员数量不断增多,公民和企业在境外活动范围扩大,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增大了在海外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风险。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融入世界的程度日深。中国已由从前单方面的吸引外国投资转向进行海外投资,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61亿美元,全球排名从上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企业“走出去”力度不断加大,风险也在增大。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还特别指出,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交往在资源富产国家的活动越来越多,这些国家有一个几乎共同的特征:政治社会不稳定,局势动荡。另外,一些国家社会治安环境恶劣、恐怖暴力活动频发、针对外国人的犯罪活动猖獗;境外各种反华势力不时制造事端;我国公民在一些争议地区的活动经常受到有关国家的侵扰等。因此客观上,中国海外公民数量的剧增和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需要政府加大领事保护工作的力度,完善相关的保护机制。

  审时度势,中央决策层提出了指导新时期新条件下外交工作的新的理念,比如“和谐世界”、“两个大局观”、外交“以人为本”等。加强领事保护就是“外交为民”的重要体现。

  勿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后,使得我们有能力在领事保护方面做更多事情。魏苇司长曾表示,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为做好领事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马小军还认为,我国在领事问题认识上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就包含了一段悲惨的中国近代史,对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话题特别敏感,痛恨外国在近代中国享有的种种不平等的法律待遇。因此在领事管辖等相关问题上长期存在误解。其实作为正常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和负责任的政府,尤其是一个大国,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的合法权益,是本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随着外交实践和领事实践的积累,中国正逐步纠正过去的误区,重视和加强领事保护工作。

  不断完善领事保护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签订,公约遂成为成员国之间处理双边领事关系的一个国际准则。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该公约。

  1979年7月3日,中国申请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同年8月该公约对中国发生效力。《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是中国同外国发展和调整领事关系的一个重要法律依据。

  中国的领事保护工作,就是根据有关的国际法、双边领事条约和中国法律规章的规定,妥善处理同外国领事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保护中国国家和国民在国外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目前,我国已与169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国外设有240多个驻外机构,其中有65个领事机构,共约2000多名常驻外交领事机构人员,中国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互免签证协定等共约140多个。而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国外仅设了7个领馆,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仅有3个。

  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保护海外中国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国外发生突发性重大领事事件时,经常直接作出指示,甚至亲自出面做对方国家领导人的工作。2004年6月10日,阿富汗发生针对我工程技术人员的袭击事件后,胡锦涛主席立即指示外交部和驻阿富汗使馆采取一切措施,并表示,“我们珍惜每一位同胞的生命,决不容许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中国政府将尽最大努力确保境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当前,领事保护已成为我国外交工作中一项日益突出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经过近几年的实践,领事保护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总结出一些好的做法。

  加强协调机制。建立了由外交部牵头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指挥、协调国外涉及中国公民和企业的重大领事保护事件的处置工作。

  加强预警机制。利用网站和其他媒体渠道及时发布各国的安全状况、旅游、经商、劳务等信息;跟踪、分析和研判有关涉及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的信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动态评估,并及时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网站上发布预警信息。

  加强应急机制。国内、外交部内有关部门及驻外使领馆都建立和完善了相应的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一年前外交部领事司成立领事保护处,现在又升格为领事保护中心,专门负责领事预警和领事保护案件的处理。

  加强服务机制。向社会颁布《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宣传海外中国公民寻求领事保护的基本知识。同时,了解和掌握中国公民在国外情况并与之建立直接联络,以便于及时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

  加强磋商机制。通过双边定期磋商、紧急交涉、派出外交部长特别代表或政府工作组等形式,赴事发地点,敦促有关国家采取措施,切实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当前领事保护案件的规模和复杂性均超过以往,案件类型正从传统向非传统领域延伸,从偶发、单发向频发、群发转变,其中重大突发性案件频发,并呈现全球多点同时爆发趋势,给我国领事保护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中国需要大量职业领事官员

  中国的领事保护时间不算长,仍有不少难尽人意或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比如说,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出境中国公民这样的抱怨并不新鲜。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提到,通过他们接触到的一些去过国外的人,对中国领事机构和工作人员印象不佳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态度不够热情,对外国人热情,对自己同胞冷淡;二是手续繁琐;三是效率低,官僚主义作风。另外,服务范围也比较狭窄。

  马小军认为,做好领事保护工作,要求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首先应当从心理上有为“公众服务”的观念。现在我们很多领事保护的重点是应对突发事件。而实际上除了应对突发事件,更主要的应是做好日常的大量的服务性工作。在这方面应当各尽所能,热情服务。

  评价领事服务的质量好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对领事服务工作长期的积累。也就是说,对当地法律、人文、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种种社情,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和梳理的过程。当出国公民遇到麻烦时,可以向他们提供咨询和服务。遇到突发事件时,也能从容应对。这归根结底要着眼于制度建设,保证连续性。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应当定期对当地或准备出国的中国公民发布社情通报,尤其对于动荡地区和国家的通报更要及时。

  此外,规范国民言行举止,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社会等,可能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国民教育过程,甚至需要相当的国外生活经验。但有一点应当力争做到,就是预警和提供咨询服务。现在我们的一些国民,包括一些大企业都缺乏这方面的意识,这就给领事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庞中英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长期趋势看,中国公民走向世界的高峰还在后头,因此领事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艰巨的工作要做。

  庞中英认为,作为外交转型的一部分,我国需要培养大批的业务精通的领事服务官员。以往国内高校的国际政治专业、外交专业教学,偏重于“高级政治”领域,缺少对侧重实际的领事事务的研究和教学。领事官员其实与政治外交官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领事官员应该职业化。从需求的角度看,我国需要大量的“职业领事官员”。因此,教育部门和外交、外事部门应深入研究如何解决我国职业领事官员缺乏的问题。

  同时,以我国目前的外交实力、能力、资源,对于维护、保护我国越来越大的公私海外利益来说显然不够,这是领事保护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如何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坚持我们的原则(如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主持国际道义)的同时,有效地面对复杂的形势变化,确保我国公私权益的保持和发展,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

  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领事关系不同于外交关系,没有外交关系不等于没有领事关系。世界上192个国家,还有20多个国家与我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我国公民和法人的权益实际上也在这些国家存在,领事服务因此也要到达这些尚未建交的国家。同时,领事工作做好了,也将有助于促进这些国家最终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6 |
《瞭望》文章: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实验

  工业文化遗产是城市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符号,失去了它,就等于割断了城市的历史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姜敏

  沈阳市复原中国最大工人聚集区——50年前工人生活原貌的“工人村生活馆”、依托亚洲第一铸造厂的翻砂车间建设的1.78万平方米的铸造博物馆,自今年6月18日开馆以来,受到舆论界好评。

  工业文物是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遗产。但认识这一道理,在沈阳却经历了痛苦的过程。

  2004年3月的一个清晨,原沈阳冶炼厂见证我国老工业基地发展史的3座百米大烟囱,在爆破中轰然倒下。现场许多老工人哭了。

  一位在铁西生活大半辈子的“工人诗人”,以拟人化手法,将一首《惜别的遐想》诗歌,献给当时具有“68岁高龄”的老工业基地象征性建筑。

  在拆除之前,围绕3根百米以上大烟囱的拆与留,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以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为代表的主留派建议修建一个以烟囱为主题的纪念馆。

  3座大烟囱中,最高的一座烟囱高122.68米;最老的一座烟囱高120米,有“68岁高龄”;最年轻的一座烟囱,虽然高度只有102.5米,但底部直径却达9米。

  主张拆除的呼声在当时占了上风。“主拆派”虽然强调拆除大烟囱表明沈阳告别高污染、高耗能老工业时代的决心,但其实难舍对处于北二路市中心位置寸土寸金的商业价值。

  提起没能以纪念馆的形式保留3座大烟囱,一些文物学者深感遗憾。他们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麦当劳”、“肯德基”,却不知中国工业发展史,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沈阳市政协主席赵金城日前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工业文化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留着丰富的工业文物。通过挖掘、保存这些文物,不仅可以看到沈阳在工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轨迹,而且可以为后人留住丰厚的工业文化底蕴,为城市未来发展带来许多思考和启示。

  在这种沉重的思考中,沈阳市走上保护工业文化遗产之路。

  工业遗存的“富矿”

  沈阳以“一朝发源地、两代帝王城”的历史文化名城享誉海内外,同时更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素有“共和国装备部”之美称。我国第一台车床,第一台变压器,第一台压缩机,第一台水下机器人等数百个新中国第一在这里诞生,曾经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神话。

  然而,沈阳市政协对该市1965年以前建厂的129户大、中型企业进行了工业文物分布普查,结果发现,工业遗存资源丰富,但保护现状堪忧。

  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存有工业文物的企业36家,主要分三类情况:一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以前沈阳民族工业时期的遗存,有7处;二是日伪时期,40年代日本侵略沈阳时期的工业遗存,有18处;三是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以“一五”时期的工业遗存为代表,有11处。

  在被调查的129户企业中,无任何工业文物保留的企业也是36家。政协委员们发现,有近70%的企业对工业文物说“不清楚”,或者说“没有了”。事实上,这些工业文物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在企业改制的拆迁、破产、兼并、转让过程中流失了,毁掉了;在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的不经意间淘汰了,丢弃了。

  当时工人的生活状态也是工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沈阳市最具代表性的是始建于1952年9月的铁西区“工人村”。

  当时根据毛主席“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的指示精神,沈阳市投资1200万元开始了工人村住宅的建设。1952年12月,第一期79栋三层红砖闷顶楼房竣工。1954年续建13栋,1957年又续建51栋,共建成143栋起脊闷顶式苏式风格建筑,形成了总占地面积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庞大建筑群,是新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工人居住聚集区。

  20世纪70年代,这里成为沈阳市首批向外国人开放的地区。那时,提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工人村,工人们一脸自豪。在工人村的街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高楼平地起,条条柏油道,路旁柳成荫,庭院花枝俏”。

  进入新世纪后,按照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从2003年开始区政府对“工人村”险、危房居住区进行大面积拆迁改造,建设政府补贴式新型住宅小区,“工人村”原住户分期分批搬进了一路之隔的“工人新村”。对“工人村”的保护问题也摆在政府面前。

  留住工业发展的历史性符号

  作为沈阳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铁西区在搬迁改造过程中确定了传承工业文明的指导思想和弘扬工业文化遗产的规划原则,并出台了我国首部工业文物保护办法的地方性法规。

  沈阳市委常委、铁西区委书记李继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工业遗产是老工业基地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符号,失去了它,就等于割断了城市的历史。我们不但不遗弃它,反而更加大了保护和传承的力度。因此,区委、区政府决定保留位于该区黄金地段上的沈阳铸造厂翻砂车间,在老住宅、老企业基础上筹建4个博物馆,留住工人生产、生活的旧日时光。

  在占地4万平方米的铸造博物馆,铁西区区长李松林指着翻砂车间一个30多吨重的金属铸件说:“我们保留了大到冲天炉,小到工人喝水用的茶缸,共2000余件原沈阳铸造厂的设备和铸件,包括七大铸造工艺流程,原汁原味地再现了铸造厂工艺车间原貌,为的就是原生态地保存丰富的老工业元素,展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文脉。”

  另一个“工人村生活馆”更是将那段不能忘怀的历史和工人真实的生活浓缩在总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的“围合”建筑之中。

  铁西区档案局局长刘放介绍,“工人村生活馆”由7栋三层苏式红砖建筑围合而成。馆内恢复了当时的“大合社”、粮站、邮局、抗大小学、幼儿园等原貌,特别是复原了不同年代13户家庭真实的生活场景,其中5000余件老摆设、老物件、老照片、老票据等都是退休老人捐赠的。

  退休人员魏润生,从小是在“工人村”里长大的,有着很深的工人村情结。他一步一步测量工人村住宅,绘制了工人村五十年代4个建筑群的平面图,并从古玩市场上买到1961年出版的《铁西区报》,捐献了自己保存的1957年工人村派出所发放的第一代户口簿。

  工人村幼儿园第一任园长、工人村第14居委会第一任主任、工人村粮站第二任主任、曾在工人邮局工作过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乃莹等30余位当事人,纷纷为恢复大合社、粮站、邮局、小学、幼儿园当参谋,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依据。

  在筛选13个家庭复原五六十年代生活场景时,许多工人村老住户打电话询问:“有没有咱家啊?”和工人村难舍这份情的退休工人杨连广成为原生态家庭之一。

  杨连广的老伴在布展的日子里,就像装修自家新房一样,每隔几天就要跑过来看看,毛主席像挂在屋中央的墙上,三屉桌怎么摆放,哪样东西放错地方都不行。她90岁的婆婆用小布头拼的床单、缝纫机“蒙子”摆放在非常抢眼的位置。

  在馆藏第一批“工人村”住户黄禄昶的“家”中,摆放着工厂配给的双人木床、米箱、三屉桌、椅子等生活用品,他家六口人于1953年入住在74栋5-1-1号。

  而在另一家住户,记者看到,由于房间狭小,在床边用折页固定一块可活动木板当床使用,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做法。这里有镶着镜框的老照片、“炕琴”、收音机、洗脸架、肥皂盒、脸盆、布包、水壶、小人书,更有难得一见的粮票、布票、糖票、购货票和企业饭票等。

  更多力量加入保护者队伍

  始建于1662年康熙元年的万隆泉烧锅,现为老龙口酒厂的老窖池群,是东北建造最早、规模最大、连续烧酒时间最长的白酒传统酿造工艺,老龙口酒文化博物馆正是依托老龙口老窖池群这个酿酒老作坊建立起来的,是东北地区首家企业自筹资金兴建的酒文化博物馆。

  沈阳造币厂的前身为1895年的奉天机器局,而为保留该厂清朝末期、民国初年、日伪时期及解放前后各个时期老建筑而兴建的沈阳金融博物馆,则向世人展示了112岁的老厂———沈阳造币厂的风雨征程。博物馆还首次公开了奉天机器局制造的银币、铜币和币模。循着这些老照片和古钱币,把沈阳人带进那段久远的历史,重温一个百年老厂的兴衰与荣辱。

  部分大企业相继建有保护工业文物遗存的展示馆、档案馆,有的还建起了博物馆。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航空博览园、沈阳机床集团的机床展示馆,新松公司的机器人展示厅及铁西区的蒸汽机车陈列馆,已经成为旅游观光景点之一。

  对工业文化遗产加大保护力度,得到了市民的普遍认同和参与。原沈阳铸造厂副总机械师,全国劳动模范张成哲说:“工业遗产代表了我们中大多数人所经历的时代,是城市之魂。每次回来看到博物馆中自己年轻时的工作状态,就像见到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亲切。”

  沈阳市原作家协会主席周永诗说,工人真实的生活场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老工业基地创业、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永久记忆,对后代极具激励和教育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说,对工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这里应当成为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应受到文化层面上的高度重视和全面保护。他希望沈阳能够成为中国工业历史的教科书之一。

  工人村生活馆开馆场面十分感人。铁西区上千名曾在这里居住过的退休干部、老工人早早排在外面等候,盼望早点“回家”看看。一位领着外孙女的老工人对记者说,带孩子看看自己原来的家,看看吃的、住的、用的,和现在做个比较,受受教育也好啊!□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6 |
《瞭望》文章:非法传销露头就打

  传销组织已由当初的“偷偷摸摸搞活动”,发展到如今的“明目张胆来洗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叶建平刘文国

  一度沉寂的传销活动近年来沉渣泛起,呈现明显“回潮”势头,而且欺骗性增强、暴力性明显、人员构成复杂。

  传销,俗称“老鼠会”,在我国已存在十多年。它依靠“拉人头”、“缴会费”的方式赢利,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式的非法经营活动,其核心特征就是一个字——“骗”。

  《瞭望》新闻周刊今夏深入广西、贵州两地调研时发现,传销活动在一些地方由原来的“偷偷摸摸上课”,发展到如今的“明目张胆宣教”,并呈现出明显的暴力倾向。一些传销组织在面对工商、公安部门执法时采用暴力手段抗法,在其组织内部恶性暴力案件也时有发生。

  “洗脑式”宣教与“暴力式”传销

  2007年5月13日,一起传销人员暴力抗法恶性案件震惊八桂大地。当日上午,广西来宾市石牙派出所民警覃秀勇等人在城区文化路查处传销案件时,遭到张开全等四川籍传销人员围攻、殴打,造成覃秀勇重伤,并被抢走“六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七发。

  提及这起恶性案件,来宾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实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这是今年以来,当地传销人员暴力抗法案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所幸公安部门当日就将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及时追回被抢枪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来宾市曾是我国传销“重灾区”之一。当地在加大“打传”力度中,工商、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行动组,定期、不定期地对全市进行突击检查,但却屡屡遭到传销组织暴力抗法。

  黔桂两地一线“打传”人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反映,传销组织的传销手段恶劣,发展到“明目张胆宣教”,甚至“公开暴力抗法”。他们在“打传”过程中感到难度不断增大。

  来宾市工商局局长刘文新告诉本刊记者,工商执法人员由于缺乏相应职权和配备,在“打传”过程中最容易成为被攻击对象。“传销人员暴力抗法正日趋抬头,我们人数不多时根本不敢轻易出动。有一次,我们在执法过程中被围攻,请公安部门过来支援。可是,当我们刚刚撤离,前来解围的公安人员又被围住了,不得不再次从其他地方调集警力解围。”

  受访的“打传”人员还告诉本刊记者,传销组织呈现出的暴力倾向不仅仅表现为对抗工商、公安人员,还发生在传销组织内部。这种暴力倾向,不仅加大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打传”难度,而且使传销组织危险性凸显,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范某是一名从外地到来宾市从事传销的人员,他多次致电本刊记者,反映人身安全受到传销组织威胁,行动被限制,希望记者能够帮忙解救。本刊记者将范某的情况告诉当地有关部门,终于在不久前的清查活动中将其成功解救,但他用于传销的钱财已被“上线”骗走。

  贵州省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传销内部暴力事件令人震惊。2006年8月,黑龙江省某地一家三口到遵义市从事传销,但没有赚到钱。继父唐某想把女儿也骗过来,不料被儿子刘某发现,一怒之下将唐某杀死。2007年3月19日,湖北竹溪县一鲁姓男子被骗到遵义后,在出租屋内将看守他的两名同乡杀死。

  一线“打传”人员在采访中向本刊记者透露,传销组织基本上每天都会对涉传人员进行“洗脑式”宣教,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传销活动的蛊惑性,但并不是所有涉传人员都会表示认可。“对于那些醒悟过来的传销人员,传销组织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对其进行看守和控制,同时一些发展不了‘下线’的传销人员,为了生存也容易铤而走险,引发一系列恶性案件。”贵州省工商局公平交易处处长谢端林说。

  骗术翻新、跨省操控、网上转账

  随着打击传销宣传活动不断开展,传销组织纷纷采取相应对策。

  一名新疆籍姓范的传销人员,在今年“五一”前被骗到广西北海市,刚从一个名为“上海华源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的“连锁销售”网络中逃出。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家境殷实的他成为“上线”拼命拉拢的对象,要求他交纳6.98万元购买21份产品直接升级为“主任”。由于心存疑虑,他迟迟没有交钱,“上线”将他介绍给“主任”和“经理”。“经理”告诉他,当地政府十分支持他们的“事业”。

  “6月中旬一个下午,‘经理’突然把新来的人召集到一起,说是市里的王副市长要接见大家。随后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乘一辆别克轿车来到大家集中的地方,挨个与大家握手,勉励大家在北海好好干。”范某说,那个“王副市长”胖胖的,脑袋有点秃。据本刊记者核查,北海市并没有这样一副模样的“王副市长”,而且这个传销组织声称的“上海华源生物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是冒用这家上市公司的名义。

  有着多年“打传”经验的广西来宾市委政法委调研员江展飞对本刊记者说,从目前情况看,传销组织欺骗性已明显增强,为表示其合法性,传销头目往往会故意选择一些单位招待所作为培训、集会的场所,声称活动得到这些单位的支持。一些传销头目甚至还拉拢政府官员“入会”,由他们出面拉拢“下线”。

  跨省操控、异地传销也是新花样。刘文新说,来宾市目前从事传销的人员主要来自福建、浙江等地,“上线头目”不允许本地人加入。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传销组织的头目往往都是在外地远程操纵,转账又都是通过网络,使我们的打击行动和取证的难度大大增加。

  打击传销法律法规亟须完善

  据来宾市委政法委书记吴俊明介绍,1998年4月2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同年8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也发布了《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通知》;2000年,公安部还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以传销和变相传销形式进行犯罪活动的通知》。“尽管看起来有打击传销犯罪的法律法规,但要么滞后,要么缺乏可操作性。”

  吴俊明举例说,打击传销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管理好出租房,但目前工商部门依据相关条例,可对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或培训场所的,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但实际上,这一规定在现实中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大多数房主只是提供住所,并不是经营和培训场所;而由于相应法律法规缺失,还造成部分房东准备通过法律手段与政府部门打官司的情况。

  谢端林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非法传销尽管危害巨大,目前我国刑法上却没有其相应罪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的地方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有的以‘诈骗罪’定罪量刑,执法标准不一,而且以这些罪名定罪,大都量刑过轻,相当部分非法传销头目骗了300万~500万元,才判两三年,不仅难以起到警示作用,相反更容易让传销人员产生铤而走险的心理。

  受访的基层“打传”人员提出,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中,能否设立非法传销罪,避免因量刑与其危害社会的罪行极不相当,削弱法律的打击、震慑能力。

  严管出租屋、严惩大头目

  针对传销组织呈现出的欺骗性增强、暴力性明显等特征,黔桂两地基层“打传”人员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建议,打击非法传销必须严管出租屋、严惩大头目,并逐步探索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打传”信息交换平台和联动机制。

  由于目前传销组织成员绝大多数是外地人,异地化特征明显,他们从家乡来到一个地方从事传销活动,出租屋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上课培训串联的场所,更为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住所。因此,基层“打传”人员一致认为,打击传销首先要严管出租屋,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那些给传销人员提供场地的房主进行重罚,尽全力打造“无传销社区”。

  贵州省六盘水市工商局局长房国剑也认为,加大对出租房的管理力度,对于打击传销具有重要意义。“六盘水市是以前贵州省非法传销的重灾区之一,去年下半年市里集中‘打传’时,一方面通过广泛宣传,让市民知晓非法传销的危害,一方面对提供房屋给传销分子的房主一律进行处罚,传销团伙没有容身之处后,今年被打散的传销团伙基本没有再回来的。”

  “打传难,难在打头目”。这是本刊记者在黔桂两地采访时感触最深的一句话。谢端林认为,传销组织跨省高科技作案导致取证难,加上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又不健全,即使抓到传销头目也难以对其进行重罚,意味着无法通过法律严罚的方式对其他传销人员进行震慑。因此,打击非法传销一方面要开创新的打传机制和办法,实现全国“一盘棋”,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给非法传销头目有法律“空子”可钻。

  首先,单个城市的局部打击,虽然也有一定效果,但也容易引发传销组织整体转移,导致传销“回潮”现象时有发生。来宾市市长张少康说,“一个地方开展各部门联动打击传销活动后,往往会导致传销人员流向别的地方,这就需要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打传信息交换平台,及时地了解别的省市打击传销进展情况,对可能出现的传销人员‘流入潮’提前做好准备。”

  其次,建立全国性的部门联动机制尤为重要。来宾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卢运福认为,针对打击“上线头目”这一环节,仅靠地方公安部门进行打击,受经费、人员等各方面因素限制,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因此亟须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部门联动机制,将“上线头目”的信息进行统一收集,然后由上级部门统一指挥协调相关地区开展抓捕工作。

  第三,针对如何进一步加大对传销危害性的宣传工作,一些基层干部建议,要进一步落实宣传“进社区、进高校、进农村”工作,通过严惩重罚一些大案要案,用实际案例对广大市民进行教育;同时,基层各有关部门、机构也应定期对辖区内的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从根本上转变当地群众对传销的认识,让他们了解传销所带来的危害。

  “鉴于传销危害巨大,而且往往‘打而不死’,单靠工商、公安一两个部门的力量已难以胜任,因此应将这一工作作为各地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考核内容,才能充分调动部门、社区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保证传销这一‘经济邪教’能够‘露头就打’。卢运福说。□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6 |
《瞭望》文章:直销行业忧心非法传销阴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日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宣布,全国各地工商机关在为期1个月的打击传销集中行动中,成功查处了一批传销大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据了解,仅江苏省工商系统就取缔传销窝点148个,教育遣返传销人员3800余人,移送公安机关48人。同时排查出6起案件,作为下一步督察的重点。

  据工商总局副局长钟攸平介绍,今年1到5月,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查处了传销案件1200多件,取缔传销窝点1.49万个,教育遣返受骗群众约32.4万人次,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132起、592人。但是,非法传销在一些地方仍顽固存在,有的地区十分猖獗,因此从7月16日至8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公安部在全国组织开展了打击传销集中行动。

  集中打击行动来得及时而必要。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及业内人士建议,由于长期以来非法传销千方百计将自身混淆于直销,致使普通群众难以辨别,很多媒体甚至基层执法人员也存在模糊认识。因此需要厘清传销、直销的本质区别,教育重点人群自觉抵制非法传销,集中行政及司法资源重点打击为害甚烈的异地拉人头非法传销,才能实现“打传”形势的根本好转,促进直销行业的良性发展。

  非法传销的阴霾

  非法传销是一种恶果明显的经济犯罪活动。首先,致使我国的人力资源配置劣化。各类传销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是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青壮年劳动力,有些还是生产一线极缺的技术工人,传销的蔓延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冲击不小。

  其次,非法传销使大部分参与者的生活更加贫困潦倒。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杨谦教授说,在非法传销中,传销者必须拉到足够多的“下线”,否则就可能收不回自己的投资,很多人因此而损失钱财,大量梦想致富者变得越来越穷。

  再者,非法传销活动往往伴随着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走私贩私、非法集资、非法经营、非法买卖外汇等大量违法行为。杨谦指出,非法传销通过欺骗的方式使大量的金钱投入到传销这种并不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中,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非法传销组织“经济邪教”特点日趋明显。传销人员通过构建传销网络,并在网络的无限延伸中传播自己的传销宣传,其内容对人的精神世界毒害至深。杨谦说,非法传销通过洗脑方式创造与主流社会对立的文化,甚至一种对立的生存状态,有着明显的邪教倾向。

  杨谦分析说,非法传销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早已毋庸置疑。但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非法传销还影响了正常的商业模式的发展。因为传销者通常以直销、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等等名义进行欺骗,使正常的商业模式环境进一步恶化。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孙选中教授也认为,非法传销确实对相关行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一,由于传销的劣迹,消费者对直销行业也会产生一些疑虑和不信任感。其二,在传销屡禁不止的背景下,国家有关部门对相关行业也会不可避免地加强监管和控制,这对行业的发展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事实也的确如此。直销从在中国落地生根开始,就一直笼罩在非法传销的阴霾之下,其发展受到了诸多影响。

  因非法传销泛滥而导致行业翻车殷鉴不远。1998年4月21日,鉴于直销行业鱼龙混杂,大批诈骗组织打着直销名义搞“传销”,不卖产品,只拉人头,造成大量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政府果断叫停了整个行业。而一些守法经营的企业,也因此元气大伤。

  以外资直销企业安利为例,在中国十几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安利经历“六停五改”,即六次停止招收营销人员,五次调整业务模式。其间企业所经历的争论、所付出的成本、所面临的抉择、所承受的不确定性,都是一般企业难以承受的。

  尽管今年以来直销企业在政府法规的规范引导下取得恢复性发展,但受访多位专家对于直销行业的发展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杨谦坦言:“从目前的情况看,直销企业的发展不容乐观。”在非法传销阴霾的笼罩下,相当多的群众心目中还存在着“直销就是传销”的错误认识,纠正这种错误观念需要很大的努力。

  直销与传销存在本质区别

  实际上,非法传销和合法的直销之间,有着本质地区别。

  受访专家指出,直销只是众多营销模式中的一种,其实质就是通过减少中间商及固定场地来降低产品的流通成本,并以直销员推介宣传取代广告投入,直销企业也因此获取利润。这已是海外早已十分成熟且普遍存在的商业模式。

  直销模式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如此关注,很大原因在于不断曝出的借直销之名搞金字塔式“传销”诈骗的案件,使得民众对合法的直销也戴上了“有色眼镜”加以审视。传销是借用直销模式并恶性变异的结果,就像癌细胞之于正常细胞一样。非法传销之所以自称是直销,目的就是盗名欺世,蒙骗群众,逃避打击。

  从本质上讲,两者最大的区别有三点。一是根本目的不同:直销是销售物有所值的产品,是正常经营方式的一种。直销员面对最终用户透过销售产品取得收入;非法传销的根本目的是诱骗参加者大量发展人员,以圈钱为根本目的。甚至产品的价值存在与否都是不重要的。

  二是加入及报酬制度不同:正当直销企业无加入投资的要求,直销员可随意退出,而报酬的发放乃是基于产品交易而产生的;传销诈骗中最大的特色是加入时必须巨额投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入门费”。报酬是根据发展来的人员数量及先后来计算。

  三是对参加者及消费者的保障不同:正当直销设有产品退货保障,消费者对产品不满意或参加者要退出时可以把产品退回公司,因而没有资金损失风险;传销诈骗没有退货保障,参加者要回收投资必须把新的下线骗进来。

  杨谦分析说,我国所说的“传销”概念,基本上等于国外的金字塔欺诈,国际上也称为庞氏骗局。这是一种圈钱的数字游戏,它的本质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设定一个计划吸引人们加入,用大量后来者缴交的加入费使先加入者获利。

  直销和传销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收入模式:直销人员的报酬只能来自于自己销售产品的业绩;而从事传销的收入,则来自于后入者所交的入门费,即俗称的拉人头。

  引导直销行业健康发展

  多年来,相关部门也积累了大量的行业管理经验。在直销法规和行业监管部门的规范和引导下,不少直销企业已经开始步入正轨。

  国务院法制办工交司司长赵晓光曾表示,在严格规范的前提下开放直销经营活动,通过立法严厉打击利用直销名义进行的欺诈,是各国的通常做法。

  近两年来,配合《直销管理条例》的实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与商务部、公安部先后联合颁布了《直销员业务培训管理办法》,与商务部联合颁布了《直销企业保证金存缴、使用管理办法》《直销企业信息报备、披露管理办法》《直销产品范围公告》和《关于废止外商投资转型企业有关规定的公告》等一系列法规文件。

  在政府引导之下,直销企业以“店铺+雇佣推销员”的形式转型。例如,安利已在大陆150多个城市开店189个。

  孙选中说,直销是一种很有前景的营销模式。因为在今天,消费者已经不是被动地购买产品,购买产品是建立在了解产品的基础上的。直销惯常采用的面对面的销售方式,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品信息和相关知识,这是符合发展潮流的。

  据了解,截至目前,已有包括雅芳、安利等21家企业获得了直销牌照,其中12家直销企业可在完成服务网点备案的区域内直销经核准的产品。另有9家获牌企业因未完成服务网点核查备案工作,目前还不能开展直销经营活动,相关核查备案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就如何打击传销、发展直销,北京大学直销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黎说,关键一点,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事发前的宣传和教育。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参与非法传销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多来自不发达地区、致富愿望强烈但缺少致富门路。这一人群致富心切,但是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容易被一些复杂的传销形式欺骗,对非法传销的危害性也了解不足。除了一小部分投机分子,大部分参与非法传销者都成了受害者。因此,进一步加大对传销危害的宣传教育力度非常必要。除了对参与传销人员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门的思想教育之外,也要对普通民众加强宣传与教育。只有非法传销得到有效遏制,合法的直销行业才能进入良性发展。

  杨谦则建议说,一是政府应加大对直销法规的宣传,使政府的信息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二是应强化地方政府在打击非法传销活动方面的职责,杜绝地方保护主义;三是应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使行业能够培育其自律的机制;四是要进一步研究现有法律资源在治理传销活动中综合运用的可能性,修改完善以适应目前对传销活动的定性、处理、量刑等复杂的状况;五是应加强有关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商业模式的发展规律的研究,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行业发展。□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7 |
《瞭望》文章:解读“临时机构”现象
无论是从依法行政、打造责任政府的角度,还是站在清除腐败的立场,都需要从严治理临时机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松

  近年来,为推动某项工作的完成,一些地方政府以“指挥部”、“办公室”、“领导小组”等名义,从有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了大量临时机构,赋予其一些凌驾于法律和行政之上的特权,以便实施统一指挥、统一管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各类临时机构层出不穷,加之管理制度的缺失,其工作人员犯罪现象也呈逐年增多趋势,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社会公信力。

  有关专家认为,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些临时机构较好地履行了职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当今依法行政、打造责任政府的大方向及要求下,过多设置临时机构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采取强力措施予以解决。

  特权的临时机构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或者为了完成某一项临时任务或工作的需要,可以设置临时机构。

  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一些地方设置临时机构随意化倾向严重,常常旧的难以撤销,新的不断出现,以至像指挥部、办公室、领导小组、清欠办、三电办、督察办、整顿办、考评办、推进办、节庆办等五花八门的临时机构多如牛毛。

  2005年11月,陕西省对2004年12月前设立的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协调小组、指挥部、组委会等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进行清理,撤销了265个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2005年8月,深圳市对1995年以来成立的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进行全面清理,145个机构被撤销。2006年8月,安徽天长市对部分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进行了清理、合并和调整,52个临时机构被撤并……

  从调查的情况看,临时机构泛滥并非一个地方独有的现象,不仅国家各级行政部门有临时机构,一些大型国企也设各式临时机构。依此类推,全国有多少省部级临时机构、市级临时机构、县级临时机构、乡镇级临时机构,恐怕一时没人能说清楚。

  “设置临时机构对某一特定事务进行专门管理,这是全国很多地方长期以来广泛的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社会情况,以发挥行政行为的灵活性,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大多数临时机构,都是抽调各单位的正职或副职领导干部组成,而且最高级别的领导任组长或总指挥,其他按在原单位职级在临时机构排序。”

  在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属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管理的意见京办字[2004]30号》规定,“凡由市委书记或市长担任组长(主任、指挥、主任委员)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其成员原则上由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凡由市委、市政府主管领导同志担任组长(主任、指挥、主任委员)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其成员原则上由成员单位主管领导同志组成。任非领导职务的人员原则上不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成员。”

  据了解,一些临时机构主要承担市场整顿、重点工程建设等任务,具有规格高、权力大的特点。一般来说,临时机构不定级别、不设编制,其组成人员的工资由原单位发放,享受原单位福利待遇。另外,临时机构按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贴,工作任务完成后仍回原单位工作。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临时机构的泛滥,以至有的地方或部门的党政“一把手”有时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挂了多少职。记者曾收到一位官员的名片,像折子一样叠了几层,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他拥有的各种头衔——其中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临时机构里的“官职”。

  早在2004年5月24日,在河北省机构编制工作会议上,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白克明对滥设临时机构之风进行了批评:“有的地方办一件事就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搞一个临时机构,滥设临时机构、领导小组,带来了什么?表面上是对工作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削弱了职能部门应起的作用、应尽的责任。本来职能部门应该做的事,有了领导小组,他们倒没责任了,也不发挥作用了。”

  “我搞不清自己头上戴了多少顶帽子,这个领导小组组长,那个总指挥,还有什么主任!”白克明说,“我就记住了我有两顶帽子,一个是省委书记,一个是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有时候别人介绍我是什么组长,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顶帽子。”

  折射政府管理机制不健全

  在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对一些地方动辄设置临时机构的做法,不但群众反感,一些专家学者甚至领导干部也表示质疑。他们普遍认为,有些临时机构的设置是必要的,但随意设置临时机构,反映出政府管理部门间协调机制的严重缺失。

  “目前大多临时机构,是由于各部门之间分工不清,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好大喜功等的产物。”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王女士认为,“为表示领导重视就成立临时机构,这是形式主义的做法。政府与其搞这些花架子,不如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既然事事都有管辖部门,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临时机构?”北京市一位机关退休干部尖锐地指出,“有些临时机构,名单列了好几十个人,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列上了,结果一年也开不了一次会,都是挂名。更可笑的是,甚至还把这作为成绩向上级汇报。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一些政府机构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二是一些地方领导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临时机构的被撤并肯定是一种必然。”

  “设置过多的临时机构,会不同程度地使计划经济回潮,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李成言教授认为,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机构编制法》的情况下,临时机构的设置由地方政府发文就算数,缺乏制度约束,多数临时机构享有特殊权利,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很多地方或部门的随意性,导致旧的难以撤销,新的不断出现,使各色临时机构层出不穷。

  “临时机构的设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必要,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和管理社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周先生曾是北京某临时机构的负责人,他向本刊记者坦承,“一些牵涉面广的重要工作,成立临时机构,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性。关键是,要做好规范管理,在完成任务后要及时撤销。”

  在采访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准入、退出机制非规范化是临时机构泛滥的主要原因。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在社会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一方面是“政出多门”,民众对此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民众有了问题不知找谁。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为不同政府部门推诿责任提供空间和可乘之机。


  临时机构易成职务犯罪重灾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年来一些临时机构内部已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经济犯罪案件剧增,使临时机构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重灾区”之一。在已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中,我们不难看到各种临时机构工作人员的名字。

  浙江温州科技馆原筹备办主任陈建新就是一个例证。他利用临时机构大做文章,耗费公款3700多万元采购358件展品,经专家组技术验收,合格率仅为7.1%,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废品”,最终因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在2006年10月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临时机构腐败问题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近年来临时机构确实发生不少腐败案件——

  2004年,原南宁至柳州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宾阳分指挥部发生的“窝案”震惊了全国,包括在宾阳分指挥部分别担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宾阳县交通局原副局长韦善传、宾阳县土地局原副局长黄春尤等在内的数人,通过伪造他人签名、制造虚假名字,甚至利用死人名字,大肆虚开征地补偿费、水灾补偿费收款收据,侵吞各类补偿款共计146万余元。2006年8月,北京市门头沟区“三电办”原副主任张宝经,因贪污689万余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本刊记者了解,这些临时机构工作人员陷入犯罪的深渊,除自身原因外,无不与临时机构本身所拥有的特殊性及存在的缺陷有很大关系。

  首先,临时机构人员由相关部门抽调派出,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在这一机构内部,由各相关职能部门派出的或兼职的人员,在接受这一临时性机构主要负责人统一领导的同时,其职责主要是代表派出机构行使相应职权。

  由于临时机构主管部门涉及几家,政出多头,划分责任时则无人承担,很难定性。特别是对临时机构由哪些部门承担监管职能以及如何进行监管缺乏明确规定,使得这一机构容易脱离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原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又游离在纪检监察、工商、税务、物价、审计等部门的监管视野之外,加之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本身也有“临时”观念,这就为一些人利用职权实施“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

  尽管根据法律规定设立的临时机构,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如果不能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由设立临时机构的行政机关承担责任。但由于法律地位上的含混,也导致那些由若干部门拼凑的临时机构,表面上是共同负责,实际上却变成了“共同不负责”。因此失去了监管,使得一些临时机构工作人员心存侥幸,腐败也就乘虚而入。

  其次,临时机构收支金额较大,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临时机构承担的任务一般都比较重要,很多带有较强的政策指向,它们往往属于短期性质,且握有实权,一般都掌控了巨额的资金,多的超千万,少的一年也有几十万。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临时机构内控制度普遍不健全,缺乏制度约束,会计资料不健全,甚至缺失,各项资金也未能实现财政专户储存。由于临时机构失去了监督与制约,加上个别负责人权重一时,不按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操作,形成非正规渠道收入增加,开支随意性较大,掌管巨额资金的工作人员腐败起来,也就更加轻而易举。

  另外,临时机构撤销后,人员各自回原单位,有关档案材料、财务账目也随之存档或销毁,给发现和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带来很大难度。

  第三,一些临时机构决策随意性大,为“权钱交易”提供可能。设置临时机构的目的是为了集中行使相关权力、谋求高效。然而,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临时机构决策随意性大,运作不规范。为完成某项工作,土地审批、税务、工商管理、公检法等等部门得纷纷为其“让路”。

  “很多临时机构的职能是‘超级’的,直接取代了工商、物价、技术监督等市场执法部门。”李成言教授分析认为,这些临时机构主要集中在城镇开发、交通、水利建设等“利润”丰厚的领域,往往就成为不法分子重点“攻关”的对象。

  根治还须转变政府职能

  有关专家认为,无论是从依法行政、打造责任政府的角度,还是站在清除腐败的立场,都必须从严治理临时机构。对于确需设立的临时机构,应按照法定程序,明确其工作任务、职责、撤销条件及期限等。同时,要明确管理部门,加强临时机构的制度建设,以健全对临时机构的监督机制。

  “在时下依法治国、构建责任政府的大背景下,要从严治理临时机构,政府必须转变观念和转换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发展。”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李明伟教授认为,“各地政府对于各种临时机构要规范,同时地方政府要在法定程序内和法定范围内行使法定职权,管理社会公共事务。重要的是科学划定职权、完善程序,而不是事事都设置临时机构处理。”

  “目前议事协调机构的改革没有规范可言,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寿龙说,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对议事协调机构都在不断进行清理改革,但总体效果不是很好。

  据了解,一些发达国家设置临时机构,都有着特别严格的程序。先是由有关部门、专家委员会提出专题报告,接着行政会议讨论,最后才能拍板,而且,除了一些紧迫性较强的临时机构外,大多数都需要议院批准才可以任命。换句话说,要控制临时机构的自我膨胀,要杜绝“临时腐败”的发生,除了法治、程序,还需要民主。

  同样,一些临时机构在完成使命后仍然长期“非法”存在的现象,也并非“中国特色”。据有关专家介绍,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些发达国家就采用了一种被称为“日落立法”的办法来杜绝临时机构泛滥,如果立法机关无所作为,临时机构到规定期限将自动撤销,只有主动采取行动即重新审查其必要性及重新授权,该机构才可能继续生存。

  “无论是临时机构的设立、终结或撤销,还是升格为常设机构,都必须经合法程序并依照相关法律进行。管理临时机构,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法治。”李成言教授认为,政府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设置服务机构,合理界定职能部门职责和权限,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依法行政成常态,问责制切实推进,才能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而不是等问题成堆时,再搞个临时机构去“治理整顿”。

  “我们既要抓紧清理临时机构,更要对现有临时机构加强监管。尤其是应尽快理顺临时机构管理体制,明确管理部门,同时加强临时机构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内控机制。”为此,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建议,对临时机构的财务实施有效的监管,要发挥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同时,尽快出台《政府机构编制法》,对临时机构的设置必须履行相关法律程序,依法规范临时机构的工作任务、职责、撤销条件及期限等,健全监督机制,防止临时机构蜕变成滋生腐败的温床。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7 |
《瞭望》文章:美国要拿伊朗革命卫队说事

  文/唐继赞

  据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政府准备把伊朗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有可能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公布这一决定。外界普遍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造成伊朗核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伊朗革命卫队,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警卫队”。它是伊朗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独立于伊朗正规军,并与之构成国防力量的两翼。一般认为,这支约有13万兵力的武装力量,比伊朗正规军更加精锐。它装备的“流星-3”型中程导弹,被认为是美国在海湾军事存在的一大威胁。这支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命令于1979年5月成立的革命卫队,曾被称为“真主的军队”。28年来,它一直肩负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保卫伊朗革命、维护伊斯兰教义、维护国内秩序、监控国内敌对势力等多种使命,深受伊朗最高领袖的信任和器重。

  把外国的反美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是美国近年来的一贯做法。“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个反恐条例。该条例规定,美国有权认定从事恐怖活动的个人、商业团体或极端组织为“恐怖组织”,并授权美国政府冻结恐怖分子的财产。目前,全世界已被美国定性的“恐怖组织”有42个,其中包括“基地”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杰哈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42个“恐怖组织”均为非主权国家的反美组织,而拟议中被列为“恐怖组织”的伊朗革命卫队,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规部队。

  基于对伊朗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坚定的反美立场,伊朗革命卫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是美国的“眼中钉”。为了重点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在美国的大力游说下,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的两项制裁决议中,就包括对以革命卫队成员为主的28名伊朗政府官员的资产进行限制的条文。然而,美国此时此刻选择把伊朗革命卫队定性为“恐怖组织”,还有现实原因。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布什政府拿伊朗革命卫队“开刀”的理由是,美国认为它越来越多地介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支持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

  毫无疑问,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被动局面,是迫使布什政府采取这种饥不择食手段的主要原因。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已有四年多时间。但眼下,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和驻伊美军的处境越来越糟,美国民众和民主党掌控的国会要求撤军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另外,自去年以来,阿富汗的塔利班残余势力有卷土重来之势。对此,布什政府似乎拿不出应对办法。但美官方以为,所有这一切都与伊朗对反美武装的支持分不开,多次指控伊朗革命卫队派人到伊拉克训练什叶派反美武装人员,并向他们提供迫击炮、火箭弹、路边炸弹以及资金援助。因此,对美国士兵在伊拉克频频遭袭,伊安全形势长期得不到改善,伊朗革命卫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布什政府所以指控伊朗革命卫队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是因为去年的黎以冲突曾让美国人大丢颜面,而由于伊朗的资金支持哈马斯才没有在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倒下。

  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美国国会对伊朗的强硬声音日渐高涨,也是布什政府要拿伊朗革命卫队说事的动因之一。布什政府通过将伊朗革命卫队定性为“恐怖组织”,确有安抚政府内部正在抬头的强硬派之意。因为把伊朗革命卫队定性为“恐怖组织”,一方面有利于美国压盟国一起推动安理会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另一方面还使布什政府随时有理由以“反恐”为名向伊朗宣战。

  有分析认为,布什政府一旦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将把最近几个月来美伊关系的微妙变化和伊朗核问题出现的积极变化付诸东流。今年5月和7月,美国和伊朗就伊拉克问题在巴格达举行了两次大使级会谈。两次“破冰”接触虽未取得突破,但两国代表坐下来面对面谈判,还是大大冲淡了两国关系先前的剑拔弩张的气氛,也让国际社会从中看到了些许希望。此外,通过有关各方的努力,伊朗核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在此基础上,8月20日和2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海诺宁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瓦伊迪,通过富有成果的会谈,就旨在解决伊朗核计划中悬而未决问题的行动计划达成了一致,并就框架方案和相关时间表达成了协议。美国若制裁伊朗革命卫队,显然与上述积极迹象背道而驰。

  对于布什政府打算把伊朗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的传言,伊朗毫不畏惧,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声言要对美国还以“重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断言“美国将在未来的漩涡中沉没”。国际社会也和者盖寡。到目前为止,就连美国的亲密盟友欧盟,都没有随声附和。相反,欧盟发言人金斯8月17日发表谈话强调,欧盟目前无意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要把伊朗革命卫队定性为“恐怖组织”的打算,是要把伊朗进一步逼向墙角。而任何把伊朗逼向墙角的做法,都对解决伊朗核问题不利。□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8 |
《瞭望》文章:房市调控“七寸”何在

  对已处于“调控疲劳”、“越调越高”的房地产市场而言,调控该如何出拳才能真正收效呢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实习生高倩

  中国人民银行今年第四次加息悄然而至。密集加息传递的“紧缩”信息对房地产市场意味着什么,尤其在房价连续居高不下的情形下?

  在部分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攀升的背景下,如果联想到此前的关于央行将提高住房贷款首付比例的传闻,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提出的尽快开征物业税、取消期房销售制度、抑制住房投资需求等建议,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又将拉开帷幕?

  提高首付能否抑制需求?

  对于由研究机构提出的“住房贷款存在一定风险,提高首付比例”的政策建议而演化为的“央行将提高房贷首付”的市场传言,虽然央行有关人士已经作出房贷政策无变化的说明,但是,有专家指出,在央行已经进入加息通道而房价又持续飞涨的情形下,防范金融风险,调高个人房贷首付比例也并非不可能。

  上海财经大学房地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印坤华教授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最近一段时间,主要是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出了问题,有把房贷风险放大的倾向。次级抵押贷款是指由发起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向信用较差的客户发放的购买房屋的抵押贷款。“而我们现在房贷不存在次级抵押的问题”,印坤华认为,“目前中国的信贷资产里,实际上房贷是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房贷的不良贷款率也是最低的,在1%以下”。

  尽管有媒体报道在深圳有银行已经提高了房贷首付比例,但从《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的情况看,北京、上海等地并未调整。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银监局相关人士指出,首付款比例应依据贷款人还贷风险确定,不宜一刀切。

  其实,关于提高房贷首付的传闻并非首次。在2006年5月,面对井喷一般的房价,市场曾经传闻,央行将提高首付比例。而据媒体报道,央行早在2005年就已经向各商业银行发文,要求针对第二套住房购买者提高首付比例。

  在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看来,提高第二套房的贷款首付,抑制投资性的需求,是有必要的,而且国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作为自住性的第一套房,如果提高首付,等于提高了一般消费者的购房门槛。

  事实上,恰恰是这部分“一般消费者”对房贷首付、对贷款利率最为敏感,而提高首付比例并不会成为一些住房投资者的负担。一位在某房地产公司担任经理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买我们房的人大部分首付都超过50%。”这位朋友所在公司开发的楼盘在北京五环外,每平方米价格过万。

  对于市场流传的“央行将购房首付款比例从目前的最低2成,提高到4至5成”的说法,印坤华认为并不可行。他指出,上述“2005年提高第二套住房首付比例”的政策执行并不力,其重要原因在于银行吸收存款,目的就是要把存款贷出去赚取利润,而房贷是优质资产。只要是规规矩矩做的房贷,就没有那么大风险。很多风险都是由于内外勾结骗贷引起的。关键是要分清投资性需求和自住性需求,否则,政策一刀切,不但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还会打击普通老百姓合理的住房需求。

  税收还是利率更有效?

  从近年来调控房市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利率调整来看,收效并不显著。2004年10月和2006年4月央行先后两次加息,2005年3月央行取消房贷优惠利率,再加上今年4次加息,5年以上房贷利率已由2004年10月前的5.04%上升到目前的7.56%,提高了50%,力度不可谓小,但是,由于每次调整的幅度不大,“温水煮青蛙”已被证明为一个伪命题。购房者已经“麻木”了。而且,这种普遍撒网的做法,对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缺乏针对性,收效自然甚微。

  什么才是房价高企等日趋激化的楼市问题的有针对性的举措?目前各路专家学者的意见更多地集中在税收政策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建议,加速推进物业税出台,减少二手房流转环节的营业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建议,选择部分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作为试点,尽快征收物业税,抑制商品房的投机性需求,以缓解供求紧张的矛盾,从而达到抑制高房价的目的。

  从国外的经验看,许多国家也都把打击投资性购房作为控制房价的重要手段。购房者必须向政府交纳多种与房屋有关的税,如地皮税、住房税、空房税等。由于高税收的存在,投机炒房者几乎无利可图。市场分析人士建议,要有效抑制房价,开征空房税(迫使现存的大量空置房进入市场,增加供给,降低房价)和累进税(让炒房、囤房无利可图)。

  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税种,物业税的推出还有很多基础的工作要做。比如,对物业价值如何评估、税率如何设定等。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会非常慎重,其推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鉴于二手房营业税(初衷是增加投资成本,抑制投资需求)最终被转嫁给消费者,反而助长了房价的上涨,一些专家对通过物业税来抑制需求降低房价成功的可能性,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期房还是现房?

  针对目前部分大中城市房价持续攀升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建议,应该把目前的期房销售制度改为现房销售制度。期房是指发展商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到完成商品房初始登记为止的商品房。而现房是指已经完工的房地产项目。在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后,可取得房地产权证,办理初始登记。期房销售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如夸大宣传、渲染涨价情绪等,而且开发环节一旦出现问题,容易使购房者蒙受损失。对此,不少地产界人士认为,应该取消期房。

  但是,住房生产销售的现状又足以令政策“投鼠忌器”:

  首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场上的住房销量中有90%都是期房,现楼数量极为有限,其中一些还是项目销售的尾房。如果期房禁止销售,市场上的供应量将大幅度减少。鉴于目前楼价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是供应量不足,此举对供给不足的影响很难说是利大还是弊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认为,以供应量为借口继续期房销售制度是无稽之谈,但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商品房竣工面积为1.5亿平方米,销售面积为2.8亿平方米,二者之比为0.54比1,明显供小于求,2002年这一比例为1.2比1,2006年为0.8比1。

  对于今年上半年的如此供求失调,相当的业内人士都归因于2006年的“90平方米新政”,因为审批、观望等原因致使供应量大大低于需求,最终导致今年上半年房价报复性反弹。

  其次,如果不让销售期房,中小开发商资金链将受压。因为近些年来绝大多数开发商的主要资金来自预售款,失去这笔资金,在我国目前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要么这部分开发商退出市场,但这也会影响到当前的商品房供应;要么将导致外资乘虚而入。在不具备直接融资、银行难发放贷款、企业小又不能发行债券的情况下,中小开发商就会到海外去想办法搞私募资金,向“地下钱庄”借钱。这些高额的资金成本最终会加到房价里。

  调控的“七寸”究竟在哪?

  仅靠加息、提高首付或者征收物业税来降房价,可能不完全切合实际。“抑制房价,需要各方面政策相互配合。”顾云昌认为,“要降房价,还需要供求双调,疏堵结合。”

  印坤华认为,大幅度地收缩供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的房价报复性反弹,就是近几年压缩土地供给的结果。压缩土地供给,打乱了正常的房地产生产节奏,不利于连续生产,容易导致供求失衡。结果就是房地产市场报复性反弹,房价越来越高。

  在他看来,房价上涨有两大原因,一个是地价,一个是房价。本身房价在涨,而土地又在紧缩,这给购房者造成住房供不应求的恐慌心理,更加剧了供不应求。还有就是一些媒体的夸大炒作,人为地放大稀缺,推涨了房价。

  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印坤华认为,应该各个部门互相协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自为战。如,管地的希望土地供给越少越好,地价越高越好;管钱的希望银行风险越小越好,利差越大越好,规模越小越好;管税的希望税种越多越好,税收越多越好;管房的希望经济适用房建得越多越好。每个部门都有理由,表面看起来都没有错,但合在一起就可能出现问题。

  此外,印坤华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住房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针对房价逆调控而涨,市场上出现了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声音,他认为,其实不少市场化的东西政府靠行政命令想限制也限不住。例如,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2季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6.3%,土地交易价格上涨了13.5%。

  同时,印坤华指出,应健全住房基本保障制度。此次全国扩大廉租房建设,扩大保障范围,从最低收入家庭扩大到低收入家庭,值得力推。

  印坤华认为,要让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现在关键的是:要认识到中国的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要走分开改善,循序渐进的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不能盲目模仿国外的做法,要因地制宜;要加强住房保障,明确界定中低收入家庭概念,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住宅基本上由市场解决,低收入家庭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由社会保障解决。□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8 |
 《瞭望》文章:北京版语文教材之争释疑

  北京版课本富有时代性、创造性、灵活性,基本上体现了教育部《纲要》和新课标的内涵

  文/陈晓晨

  刚刚拿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录取通知书的小杨即将开始他的高一生活。与学长们不同的是,他拿到的不再是传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而是更加新颖的北京版教材。两种教材最大的区别是,以前为人所熟知的一些名篇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没有出现在课本中,而金庸的《雪山飞狐》则被编列在教学参考书单里。

  与此同时,新教材的部分内容也广为社会各界所知。其中,“《雪山飞狐》替《阿Q正传》”、“金庸替鲁迅”的说法在网上迅速流传,激起网民热议。来自网上的调查显示,对金庸作品入选中学课本,有23.6%的网民认为“绝对是好事”,同时也有16.38%的人认为是“坏事,会教坏下一代的”,而将近49%的网民则表示“很难说,关键在于老师怎么讲”。

  《雪山飞狐》与《阿Q正传》

  “根据教育部推进课程改革的统一部署,今年北京市教委根据一定的地方特色,在多家出版社提供的教材中选择了最符合教育部课程标准的教材。”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北京市地理特级教师李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东城、西城、朝阳、石景山等九个区县将要使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替换原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新教材中有一半左右的课文与以前的人教版不同。

  据了解,北京版语文课本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增加了很多中外当代文学的新内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贾平凹的《秦腔》等文学作品被选入教材。不少脍炙人口的外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也进入了教材。而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数量则相对减少。《触龙说赵太后》《六国论》《过秦论》《病梅馆记》《石钟山记》《五人墓碑记》《伶官传序》《项脊轩志》等完整的古文名篇被撤下。

  新版教材中令人关注的是《雪山飞狐》进入教学参考书部分,容易使人联想到作为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就是一位知名的“金庸迷”,他开设的选修课《金庸研究》在北大堂堂爆满。但是,此次《雪山飞狐》入选,其原因还不是孔庆东的力荐,而是主编的拍板。北京四中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主编顾德希推荐了《雪山飞狐》作为学生拓展阅读的书目,最后被确定下来。

  不过,《雪山飞狐》入教参,其原因是否真的是编委中的“金迷”们个人喜好的结果?北京版语文编写组成员、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特级教师薛川东介绍说,选择《雪山飞狐》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参考书目的多样性,引导学生在课下积极阅读。“这也是为了贯彻教育部新课程改革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促进教材内容的多样化,以供学生进行选择。”一些编委还认为,金庸作品贴近学生,在中学生中拥有很大的读者群。因此,这样的改变也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改理念。

  孔庆东坚决否认了“金庸取代鲁迅”之说:“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多读书、读好书。”薛川东老师介绍,《阿Q正传》落选的真正原因是其篇幅过长,进入课本只能节选,而删节则会破坏原文的整体性。另外一个原因是与学生的接受程度有关。编写小组特地对鲁迅的几篇文章作了调研,进入中学课堂听课,看到底好教不好教。最后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虽然经典、但同时也“不好消化”的名篇,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学生们的感受。

  在采访中,编委们一再强调,“鲁迅被取代”的说法并不真实,在北京版语文教材中,仍然保留了鲁迅的六篇作品。“因此,即使《雪山飞狐》取代《阿Q正传》的说法勉强成立,也不能说金庸取代了鲁迅。”

  课程改革以人为本

  “教材变动的趋势或者说指导思想是使教材具有时代性,更贴近学生自己的生活,同时抓住前沿的东西。而且更加具有选择性,目的是培养多元化人才,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高中毕业生的需求。”李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时代性和选择性是这次课改的核心目标与指导方针。“北京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供的语文教材样本,都比较好地契合了这一目标,因此最后建议市教委,9个区县采用北京版,9个区县继续采用人教版。”

  据北京出版社介绍,北京版高中语文课本全套分为五本必修和四本选修,还有自由选修。参加高考想读大学的学生必须要学完四本选修。在这套教材的推荐选修课部分,收入了一篇《新鲜的网络语言》。这篇文章的入选,可以说是新课程改革“时代性”的集中体现。这篇文章的入选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一些编写人员看来,网络语言的确有自己的缺点,不严密,缺少高雅的色彩。“但是,这种新鲜事物谁也阻挡不了,它随时在产生和更新之中,我们选入这篇《新鲜的网络语言》,也是表一个态——时代在发展,新的语文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必然要面对。”

  从这个意义上,《雪山飞狐》替下《阿Q正传》是一个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命题。事实上,更多人看到的是这一事件传递出来的信息。

  “选金庸还是选鲁迅,很大程度上是个表面的问题”,一位教育专家在采访中指出,“甚至选北京版还是选人教版作教材,也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因为所有版本的课本都是同一个基础上搭建起来的大厦,这个基础就是教育部审定的新课程标准。因此,这次课程改革最重要的不是课文的变化,也不是出版社的变化,而是课程标准的变化,是整个培养目标、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时代性的课文,时代性的课后作业,其背后体现的都是新课程标准中渗透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根本理念。”

  新课标之“新”,最突出体现在课堂要求上。原教学大纲中,侧重对学生基础知识的硬性要求。根据对某一知识点的重要程度,将所有知识点分为“了解”、“掌握”、“应用”三个级别。新课程标准废除了原有大纲中硬性要求的方式,代之以“认知目标”、“技能目标”、“情感目标”三个层次。以新入选的《许三观卖血记》为例,如果按旧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将是“了解余华作品”、“掌握小说中的叙事文体”、“应用某具体写作方法”。但在北京版教材中,按照新课程标准,这篇文章的教学目标是“感知小说内容”、“领悟作者对生命循环的有意味的表达方式”和“体验文章流露出来的人情美”。行文当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思路跃然纸上。

  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新课程标准与旧课程大纲对比非常明显。原有的“教学大纲”只重视知识方面的教育与灌输,难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而且内容多年不变,难以与时代接轨;容易鼓励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难以令学生喜欢。相比之下,新课程标准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即通过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从而达到教学目标;重视与时代接轨;重视提供多样性的教学,满足不同禀赋的学生的不同层次的需求;新课程标准内在地要求教师灵活掌握,实施生动的、多样的教学,改善教学关系,使课堂变得更加吸引学生。

  教育部启动课程改革

  “北京市的课程改革,是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多方协调参与的一次重大改革。”李奕介绍说,北京的课改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受访的专家称,陈旧的课文内容、过于硬性的课程要求和死板的教学方法,是制约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三大因素,也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对象。“我国基础教育本来在发展中国家是很强的,但是教材和课程安排过于死板,成为基础教育的瓶颈。比如教学中更强调对知识的传授,很多老师都是照本宣科,导致学生死读书,在增加学生负担的同时并没有提升综合素质。这些弊病越来越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不相吻合。”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的一位资深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2001年教育部出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由教育部提供给本刊的这份《纲要》指出,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是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在《纲要》的基础上,教育部组织专家组出台了新课程标准。根据新课程标准,由各家出版社组织教材编写。教育部采取“一纲多本”的政策,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统一以教育部新课程标准为基础,自行选择课本。2007年1月,北京市启动课程改革。经市教委组织专家组审议,认为北京版课本富有时代性、创造性、灵活性,基本上体现了教育部《纲要》和新课标的内涵。北京版课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今年新学期的高中课堂。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教材选用的权力完全下放?“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教育部采取了若干措施,规范各地高中课本的审定。比如,建立教材编写的核准制度,教材编写者应根据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向教育部申报,经资格核准通过后,方可编写。除经教育部授权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外,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及跨省使用的地方课程的教材须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地方教材须经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教材审查实行编审分离。这些措施保证了国家对教材编写、审查和流通的监管力度。□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8 |
 《瞭望》文章: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仅仅强调政治纪律是不够的。长远看,还必须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弱化中央和地方“博弈”的体制基础

  文/赵长茂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但同时存在增长速度偏快、流动性过剩、价格上涨迅猛、贸易顺差增势不减、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宏观调控措施频出,力度不断加大,总体效果是好的,但并非尽如人意。最新经济统计数据表明,社会高度关注的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继续攀升,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5%,环比上涨1.2%;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6%,创十年来新高。引发经济波动的因素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面临考验。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势头减弱,股市出现大幅震荡,国际油品和矿产价格持续走高,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愈益增多。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积极应对国际因素的冲击和挑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把握宏观调控规律,增强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宏观调控能力是党和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具体体现。与传统计划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其运行特点,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掩盖在交换关系之下,经济运行的透明度很低;二是市场经济是开放体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国际因素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显著增强,经济运行过程日趋复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宏观调控经验不断积累,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技巧渐趋娴熟,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上世纪90年代,我们既在治理经济过热中积累了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也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积累了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在近年来的宏观调控中,科学分析和把握经济形势,见微知著,果断决策,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为着力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有效缓解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初步积累了预防性调控的经验。

  但市场经济运行毕竟是复杂的。在实施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必须深化认识并自觉遵从客观经济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把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观行为与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客观过程统一起来。深化认识并自觉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增强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根本保证。

  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把宏观调控建立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之上。宏观决策是宏观调控的关键环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提高宏观调控效能的重要前提。宏观决策正确,国民经济运行就比较顺畅;宏观决策失误,国民经济就会出现波动。必须把宏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放在重要位置,放宽视野,通盘考虑国际国内影响因素,以科学的决策方法、民主化的决策程序保证宏观决策的正确性,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不断改进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毕竟太短,对宏观调控方式方法的探索毕竟有限,在“适时、适度”调控方面经验甚少,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非常必要。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规律是相同的,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创立的诸多宏观调控方式方法的作用机理是相通的。当然,学习借鉴不等于照抄照搬,倾听西方专家建议不等于照单全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与西方国家根本不同,即便是被西方国家宏观调控实践证明成功的方式方法,在将其运用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时,也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任何方式方法的有效性都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和它所应用于其中的特定经济社会条件相联系的。盲目照搬,很难避免“南橘北枳”的后果。着眼于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方法。

  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坚持宏观调控的统一性。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坚持全国一盘棋,在大局下行动,认真落实中央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不搞损害整体利益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践证明,维护宏观调控的统一性,仅仅强调政治纪律是不够的。长远看,还必须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弱化中央和地方“博弈”的体制基础。诚然,强调宏观调控的统一性,并不否定或无视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差异性。要使宏观调控更加有力有效,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恰恰需要明确重点,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统一起来。□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8 |
  《瞭望》文章:愿“红歌”更加嘹亮

  文/林蔚

  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当广电总局叫停重庆卫视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时,江西卫视的另一档选秀节目《中国红歌会》却引得越来越多的人由衷叫好。

  身边一些平常不喜欢看电视娱乐节目的人,都说自己一连数日天天准时锁定江西台的《中国红歌会》直到深夜。

  这让笔者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歌大多是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歌唱者来自各行各业,并且大多没有受过专门训练,走调的、唱错的比比皆是,究竟是什么令人如此着迷如此动心呢?

  是这样的歌声让人回到了曾经的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吗?这无疑是原因之一。对于中年人,“红歌”是他们童年的阳光,青春的旋律,是他们生命的底色。

  是因为参与者都是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因而被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所打动吗?这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听他们歌唱确实觉得就是自己在唱。

  然而,细细体会之后,笔者忽然顿悟,《中国红歌会》真正触动人心的,其实是那样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充满阳光的和谐与美好。从“唱歌要唱最红的歌”这句主题口号到那些仅仅因为热爱而参赛的选手,从评委们自始至终透着平等、尊重和爱护的点评到不少选手自述的红歌情缘,都无不令人激动,令人振作。

  于是,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第一次心动》及“超女”“快男”之类,同为选秀节目,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有人或许会说,二者没可比性,“心动”之类是商业行为,当然要尽一切可能、甚至不惜制造绯闻来炒作。

  笔者不知道“红歌”是否也有商业运作,不过,现在除新闻类节目外还有无非市场化的电视节目呢?事实上,“红歌”也插播广告,也搞短信投票等等,甚至“晋级”、“待定”等手法也与其他选秀大同小异。显然,它也是要赚钱的。

  其实,赚钱没什么丢人的。一份好报纸,一档好节目,本来就应该善于创收,能营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是它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以笔者浅见,“心动”之类与“红歌”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上。前者只顾吸引眼球,不顾社会责任。因此,其被叫停理所当然。

  现在,“心动”不再,而“红歌”却依然嘹亮,而且大有越唱越红之势,这是不是一件很有启示意义的事情?它是不是在提示媒体,只要坚信向善、向美始终是人心中最深刻的追求,“主旋律”就始终会有市场,好好开发这个市场,媒体就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9 |
《瞭望》文章:为取消GDP“紧箍咒”喝彩

  文/张迁

  有消息称,为适应完善政绩考核方式的转变,地市级以下政府层层核算GDP的做法将予取消,各地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地方经济排名活动也将严格限制。

  这是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清障的关键环节,足以为之喝彩。

  当前一些地方在落实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对“第一要义”重视有加,而对“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照顾不足,在发展的统筹兼顾,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上有所欠缺。这是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困难,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保障不好的重要原因。

  这并不完全是地方官员的认识问题。在以GDP为政绩考核指标,在一个阶段、一些地方甚至将GDP偏重为惟一指标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方官,都不敢对GDP掉以轻心。

  对此,取消地市级以下核算GDP,确为务实之明举。

  首先为端正政风创造条件。在一些基层乡镇,GDP的统计含有很多水分。比如将农民家庭的篱笆墙算作“木材收入”,将隔年存粮算作“储蓄”,此类怪事时有耳闻。上级既无力监督,群众也无由置喙,GDP统计成了数字游戏、民众笑柄。取消GDP核算,不再玩此类弄虚作假游戏,对端正政风、取信于民大有好处。

  其次为统筹兼顾创造条件。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为发展经济不顾自身条件,县县开发区、乡乡工业园,不管山区平原、沿海内地,都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争抢投资、弱化约束,产生一系列问题,贻害后来人。地市以下不再核算GDP,至少在地市一个区域内,可以为统筹发展创造条件,如各县乡之间能根据情况实现差别化发展,仅集约用地一项,即能带来莫大好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政府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以人为本”,以群众利益为本。地市以下的基层政府直接面对群众,与群众打交道最多,最了解群众的需要。在GDP指挥棒下,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经济增长上,以至于搞“全员招商”、惟投资者为大,行之有时,则无形中产生漠视民生的执政劣习。此风刮到极处,更有官商勾结、与民争利,尤为群众所深恶痛绝。取消GDP核算,摘下了“紧箍咒”对官员的考核标准,转向社会建设,转向“执政为民”,这无疑是人民之福,国家之福。

  取消GDP考核指挥棒还只是关键环节之一。相信由此以往,还会有更多的配套措施,更多的惠民政策出台,这将使科学发展的利益,落实到每一位百姓的身上。 □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16:29 |
《瞭望》文章:军演合击“三股势力”

  “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演,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防务安全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曹智李宣良

  “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演习8月17日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合成训练场落下帷幕。这次演习,“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防务安全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上海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中方参演部队最后一批官兵已于8月22日搭乘专列撤离俄罗斯演习地域,预计在8月26日通过满洲里口岸返回中国境内。演习联合导演部中方指挥组组长鲁传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对于中国参演部队而言,“所有参演官兵安全、顺利、按时回国,我们演习任务才算圆满完成。”

  远程兵力投送仍受制约

  随着一架波音-737飞机当地时间8月3日16时45分平稳降落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沙戈尔机场,参加“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演的中方部队在演习地域集结完毕。

  随最后一个飞行架次抵俄的演习中方总导演许其亮上将在机场宣布,中国参演部队全部安全、顺利、按时到达演习地域。至此,人民解放军成功完成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成建制、多军种、远距离跨国战略投送。

  “这是一次成功的远程机动,既为演习的成功举行打下了基础,又锻炼和提高了国家的战略投送能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学惠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中方参演的陆航部队包括数十架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两种直升机采取混合编队的方式,从中方境内起飞,飞越友谊峰,在俄境内中途降落几次,航程约2700公里,最终抵达演习地域。

  中方参演的歼击轰炸机在运输机的引领下,从中方境内起飞,沿国际民航航路飞行,在俄境内中途降落一次,最终抵达演习地域。

  中方参演的陆军部队人员大部分采取空中机动方式抵达演习地域,重型装备通过铁路输送,行程10300公里抵达演习地域。

  “远程兵力投送既是这次演习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演习取得成功的前提。”陈学惠说,联合军事演习从某种程度上说,既是练反应、练实战,也是练机动、练运输。从近年来世界主要军事大国举行的军事演习看,各国均强调以应对突发事件为背景,注重检验部队快速反应能力。

  “决定一国军队远程兵力投送能力的关键,是军交运输保障能力。”陈学惠认为,军交运输和联合军演部队行动的重要前提,是联结后勤保障和作战行动的纽带与桥梁,也是维持部队战斗力的关键环节。

  军交运输能够“运多远”,决定着装备与后勤保障能够“保多远”,更决定着部队能够“走多远”。尤其是当部队走出国门,失去本土保障体系依托时,就必须依靠强有力的远程战略运输力量,对部队机动和后勤保障实施及时、不间断的保障。陈学惠说,演习的规模越大、情况设置越复杂、活动空间越大,军交运输的地位作用就越突出。

  这次演习是中国军队远程机动能力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陈学惠说:“这将为中国军队参与境外联合军事演习、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积累经验,并对战略投送能力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陈学惠认为,这次战略投送的成功实施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相反,这次参加联合演习说明了中国军队远程战略投送能力还比较弱。”他说,“中国军队缺少大型运输机具,远程投送能力受到很大制约。”

  共同战略磋商确定军演方案

  北京时间9日上午9时30分,“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战略磋商在中国乌鲁木齐正式开始。哈萨克斯坦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参谋长委员会主席阿尔腾巴耶夫大将,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尤加伊少将,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巴鲁耶夫斯基大将,塔吉克斯坦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纳德罗夫中将,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乌斯芒别科夫少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梁光烈上将先后就国际和地区形势,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所在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各国对上海合作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发表意见。

  战略磋商结束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签署并向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各方总导演颁发战役训令,“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正式开始。

  “战略磋商是战略性演习的一个必要过程,也是由演习本身的需要所决定的”,陈学惠说。

  “和平使命-2007”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一次战略层次的演习,当然需要战略层次的磋商才能确定演习的总体方案。”陈学惠说,在9日的战略磋商前,6国的军事专家组实际上已经进行了4轮战略磋商。“战略磋商并不是走过场,而是有许多实质性内容。”他说。

  首先,要通过磋商确定联合军演的方案。各方在平等、互利、互信、协作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反复磋商,确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联合军演战略背景、课题及演习代号、行动的方式和目的、应对传统威胁或非传统威胁的对策及具体行动等内容,还要科学制定切实可行的联合军演的企图立案、基本想定、导演和演习实施计划等诸多的方案及计划。

  其次,要协商联合指挥机构编组和兵力编成。通过磋商,按照要素齐全、人员精干的要求,共同建立一个联合指挥机构,各方对等派出相应级别的指挥员担任各方部队的总指挥、副总指挥及参谋长,并分别组成相应指挥体系,指挥各自所属部队。

  “联合军演是军事行动,更是政治和外交行动,一般来讲,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陈学惠说,“只有通过战略磋商,参演各方才能牢牢把握演习的方向,更好地实现战略意图和政治目的。”

  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为目标,这反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一贯主张。“自上合组织成立以来,打击‘三股势力’就一直是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潘光说。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始终把依靠多边力量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为优先合作方向之一。”潘光说。2001年6月15日上合组织成立当天,各成员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在国际上首次对“三股势力”作了明确定义,提出了打击的具体方向、方式及原则。2004年在塔什干成立的地区反恐机构成功运作,以及在此构架下的理事会机制、国防部长会晤机制等,都表明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区域安全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目前,中亚地区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三股势力”活动依然猖獗,威胁成员国和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诸多因素并未消除。潘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安全领域的合作显得尤其重要。

  潘光说,上合组织成员国迄今已举行了多次联合反恐演习,各成员国还在反恐情报交流、司法协助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合作。这些措施对提高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能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防务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丝毫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符合各成员国的切身利益。潘光说:“这意味着,上合组织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并不会导致这个组织发展成为军事同盟。”

  克服军演“五大难点”

  作为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平使命-2007演习存在五个方面的难点,需要参演各方付出更多努力。”陈学惠说。

  一是组织筹划难。联合军事演习的组织与筹划不仅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多方思维理念、军事文化等制约。参加联合军事演习的各国军队在组织与筹划演习的过程中,均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即不同军队所执行的不同条令和条例等。在组织与筹划过程中,就不能以一方的条令和条例为准进行。因此,联合军事演习的筹划十分复杂,组织与筹划往往要消耗较长的时间。这次演习就经过6国军事专家组4轮磋商,为演习得以举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指挥协同难。这次演习参演部队包括6国不同军兵种部队,指挥与协同对象较以往增加了数倍,指挥协同的难度明显增大。而且各参演部队在语言沟通方面存在障碍,再加上通信工具制式不一样,很容易造成指挥协同上的脱节。此外,不同军队的军用文书格式、内容均有差异,指挥机关在作业过程中,针对同一行动的军用文书要根据不同军队的规定、习惯和语种制作多份,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指挥协同的工作环节。

  三是控制协调难。这次联合军事演习,行动空间要涉及陆上、空中,不同空间内的协调与控制对于同一支军队而言也并非一件易事,多国力量同时分布时,其难度可想而知。演习中,各国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差异较大,也会对演习行动的协调一致产生不利影响。联合军演的指挥机关要使用多种手段,才能准确控制部队行动。

  四是效果评估难。在联合演习效果的评估上,各国标准不一、方法各异,对于不同行动或者武器的实施和使用效果,不同国家军队的评估方法存在差异,各种要素的量化标准、指数、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会形成不同的效果评估结论。因此,对于演习的组织与领导机构而言,准确评估效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五是综合保障困难。联合演习空间广阔,时间因素不断地改变着演习的空间条件,造成变幻莫测的演习环境。在这次演习中,中方部队在远离营区的异国他乡和生疏地形条件下遂行行动,物资消耗大、装备损耗率高、维修量增加,需求与保障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且由于演习的特殊要求和复杂多变的演习环境,使得官兵的吃、住、行、用等生活保障难度也成倍加大。

  “五大难点,给组织筹划者和参演部队提出了极高的标准与要求。”陈学惠说,“克服这些难点,成为演习中的亮点。”□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22:12 |
《瞭望》文章:综合减灾总动员

  从救灾,到减灾,再到综合减灾,整体提升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减灾规划”,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振耀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新近出台的《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调动各种力量减少自然灾害的新思路,对未来减少灾害损失举足轻重。

  《规划》经过2年的酝酿起草。与以往的救灾和减灾不同,按照中央要求“综合减灾”更强调充分利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减灾资源,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科技、市场等多种手段,建立健全综合减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着力加强灾害监测预警、防灾备灾、应急处置、灾害救助、恢复重建等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减灾工作由减轻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高综合减灾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灾害威胁在加大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近年来,自然灾害数量、烈度都明显增加,表现为气候异常,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多灾并发,点多面广,部分地区重复、连年受灾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对建立涵盖防灾、抗灾、救灾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减灾体系提出了现实要求。

  据了解,我国70%以上的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洪涝、干旱、台风、风雹、雷电、高温热浪、沙尘暴、地震、地质灾害、风暴潮、赤潮、森林草原火灾和植物森林病虫害等灾害在我国都有发生。近15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约3亿人(次)受灾,倒塌房屋约300万间,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约8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近2000亿元。

  1998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为减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初步规划。但是,这个比较原则的规划需要根据近10年自然灾害高发、造成损失加剧的形势加以完善和调整。

  以今年为例,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今年1~7月份各类自然灾害发生频次远高于去年同期。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2.8亿人次受灾,比2000年以来的历史同期均值高出4%,死亡和失踪人数高出13.5%,紧急转移安置人次高出50.1%,农作物受灾面积高出6.1%,绝收面积高出17.3%,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出26.2%。局部地区雨情、汛情、灾情超历史纪录,灾害明显重于去年和常年同期。

  王振耀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自然灾害点多面广程度重,另一方面我国应对灾害的手段、基础设施以及减灾观念等方面,已经落后于灾害形势的发展。因此,原先较为简单的减灾规划显然已经难以满足综合减灾的要求。这是“十一五”综合减灾规划出台的重要背景之一。

  重视预防克服“天灾观念”

  在多年的救灾实践中,我国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救灾体制,在四级应急响应指挥体系、救援物资发放、灾后重建等方面均属世界较高水平。但同时,我国政府和国民对于灾害的防护、预警等减灾意识也存在明显不足。

  针对此,新近出台的《规划》倡导综合减灾的理念,着力克服传统的“天灾”观念,重视事前预防,让减灾融入日常生活。

  在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下,极端天气将更为常见。近两年,北京、上海、济南等多个大城市都遭遇了例如局部地区短时间强降雨、强降雪、龙卷风等灾害,导致城市道路瘫痪和人员死亡,这对全民日常减灾意识的要求越来越高。

  将减灾融入日常生活,要求政府和国民的认同和共同参与,这可以以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为参考。比如在日本地震高发地区,经常举办针对民众的地震演习,每个家庭的房间内都在固定处常备矿泉水和饼干,以备地震时进行自救。美国洛杉矶也是地震高发地区,政府规定这一地区的居民住宅必须是一层的木结构房屋,并且对房屋的各种建筑指标进行严格限制。再如,法国巴黎虽然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城,但城市的地下管网系统却非常发达,其地下水管道甚至成为了城市旅游景点之一,其减灾建设的科学、规范程度可见一斑。

  王振耀表示,我国自然灾害程度和广度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全民减灾意识却非常薄弱,有些还处于“零”的状态。比如一些居民在小区内搭建房屋,而一旦灾害发生,自建房由于强度不够发生倒塌就有可能伤及人命。

  对此,《规划》指出了八个薄弱环节。一是一些地方的减灾综合协调机制尚不健全,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机制、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减灾的机制还不够完善。

  二是缺乏减灾综合性法律法规,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灾害保险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灾害救助、恢复重建等方面补助标准偏低。

  三是灾害监测体系还不够健全,预警信息覆盖面和时效性尚待提高,灾情监测、采集和评估体系建设滞后。

  四是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一些灾害多发地区的避灾场所建设滞后,大城市和城市群灾害设防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村群众住房防灾抗灾标准普遍较低。

  五是基层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尚需进一步健全,抗灾救灾物资储备体系不够完善,应急通信、指挥和交通装备水平落后。

  六是减灾资源普查、灾害风险综合调查评估等方面工作尚未开展,各类灾害风险分布情况掌握不清,隐患监管工作基础薄弱。

  七是减灾领域科技支撑、特别是综合减轻灾害风险科技工作还比较薄弱,灾害监测预警、防范处置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应用尚待加强,巨灾发生机理、规律、防范对策等方面的研究还需深入。

  八是各级灾害管理人员业务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面向基层乡村社区的减灾科普宣传有待进一步深入,社会公众减灾意识仍较薄弱。

  强调体制、机制、科技建设

  强调综合减灾体制、机制和科技建设,是《规划》的重要特色。《规划》提出,到2010年,形成“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参与、功能齐全、科学高效、覆盖城乡”的国家综合减灾体系。

  《规划》特别提出要加强国家综合减灾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首先,要完善减灾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国家减灾委的综合协调职能,并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综合减灾协调机制。其次,落实责任制,各地区、各部门分解目标、明确任务、细化责任,建立减灾工作绩效评估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行政领导责任制落到实处。其三,加强减灾工作的协调联动,建立国家减灾委与成员单位、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减灾的制度和机制。

  与此同时,综合减灾还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王振耀表示,在最初阶段,综合减灾还不会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工作的重点将是让各级政府建立起减灾的体制和机制并有效运行,取得实实在在的减灾效果。但长远看,减灾规划将逐步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以使制度运转起来更为高效、顺畅。

  此外,《规划》还提出了加强减灾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减灾标准体系;加大减灾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减灾投入机制;加强减灾专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建设目标。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综合减灾要遵循“以人为本、科学防控”的原则,此次提出的《规划》,科技综合减灾成为亮点。

  以科学技术推动综合减灾,《规划》提出了将要落实的八大工程项目。包括全国重点区域综合灾害风险和减灾能力调查工程、国家四级灾害应急救助指挥系统建设工程、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工程、卫星减灾建设工程、亚洲区域巨灾研究中心建设工程、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示范工程、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工程、减灾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工程。

  这些工程都将在“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其中的绝大部分工程已经启动,有些工程比如卫星减灾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最晚到明年,减灾卫星将发射升空。

  王振耀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以前针对减灾的科技研究多是针对灾害发生的机理进行研究,以后研究重点将转移到减灾的应用技术方面,用科技的手段弥补减灾、救灾手段的不足。

  以往的减灾工程已可以提供成功借鉴。1998年洪水灾害过后,全国各地兴建了一些大坝、水库等,旨在抵御洪灾、降低损失。王振耀指出,这些减灾工程的作用已经得到初步显现。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出现了“大水情、小险情”、“重灾害、轻损失”的可喜现象。与去年相比,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减少38.4%;死亡和失踪人口同比减少22.9%;倒塌房屋减少38.8%;直接经济损失减少15.45%。主要原因是抗灾救灾能力大幅增强,防灾减灾工程和设施发挥效益,群众民房质量有所提高。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政府在综合减灾中的责任,能有效减少灾害损失,提高综合减灾水平。

  完成六大目标强调政府责任

  “灾害发生24小时之内,保证灾民得到食物、饮用水、衣物、医疗卫生救援、临时住所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救助”,《规划》明确提出的这一要求,是“十一五”期间六大综合减灾目标之一。而在综合减灾体系的建立之初,落实这五大目标,《规划》尤为强调政府在其中的责任。

  《规划》提出了“十一五”期间的综合减灾目标。一是自然灾害(未发生巨灾)造成的年均死亡人数比“十五”期间明显下降,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控制在1.5%以内。二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多灾易灾的市(地)、县(市、区)建立减灾综合协调机制。三是基本建成国家综合减灾与风险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国家灾情监测、预警、评估和应急救助指挥体系。四是灾害发生24小时之内提供基本生活救助。五是灾害损毁民房恢复重建普遍达到规定的设防水平;在多灾易灾的城镇和城乡社区普遍建立避难场所。六是创建1000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85%的城乡社区建立减灾救灾志愿者队伍,95%以上城乡社区有1名灾害信息员,公众减灾知识普及率明显提高。

  为提高国家综合减灾能力,完成上述五大目标,《规划》还提出了“十一五”期间要重点完成的八大建设任务。包括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和信息管理能力建设、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设、自然灾害综合防范防御能力建设、国家自然灾害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巨灾综合应对能力建设、城乡社区减灾能力建、减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能力建设。

  上述目标及任务,几乎每一条都在强调政府在综合减灾中要承担主要责任。王振耀表示,中华民族历来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德,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优势。政府作为组织者,责无旁贷地要在综合减灾中发挥主要作用。而在政府承担起责任之后,减灾意识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则是决定减灾效果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22:13 |
《瞭望》文章:对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的质疑

  一些虚假的情节,严重损害和贬低了白求恩以及我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形象

  文/陈玉恩游黎清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白求恩精神曾经激励了几代中国人。然而,已播出的反映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却令人失望,其中一些虚假的情节严重损害和贬低了白求恩以及我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形象。

  刻意淡化了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及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支持抗战的鲜明政治背景

  白求恩临终前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一直被视为白求恩的遗嘱。

  面对死神,白求恩在遗嘱中并没有太多豪言壮语,只是平静地安排自己的后事,与他亲密的同志们作最后的告别,读来催人泪下。这份遗嘱成为白求恩光辉人生的句号。而在这部电视剧中,这份遗嘱被篡改得失去了原有的光辉。

  剧中遗嘱不说有关共产党的内容,抹去了白求恩共产党员的身份,并把“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改为“我正是为了结束此前的那些无聊的日子才来中国的……”。白求恩原有的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及来中国的目的被改变,使他成为打发“无聊的日子”的精英主义的冒险家。

  这部电视剧将真实遗嘱中的“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改为“永别了,我爱过以及爱过我的人们,请不要为我的死亡而悲伤。”白求恩面对死亡没有任何伤感,充满了奋发向上悲壮的情怀。没想到经编导之手变成牧师在祈祷,充满了无奈和忧伤。

  编导也不提真实遗嘱中白求恩再次叮嘱“要马上派人去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因为部队里患疟疾和贫血症的战士越来越多,但是千万不要再去保定和天津买药,我了解过了,那里的价钱比上海和香港还贵两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念念不忘的是八路军患病的战士,不忘为八路军节省有限的资金,这是他对我军卫生工作最后的叮嘱,他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自己。这个细节体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可在剧中不仅只字未提,还编造了毫不相干的悲鸣语句,这是对白求恩精神的歪曲和篡改。

  将西方传教士的思想强加给白求恩,让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中国救苦救难

  白求恩到晋察冀军区不久就提议建一所模范医院,经过五个星期的筹建,于1938年9月15日举行了模范医院成立大会庆典,白求恩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明确表示了他的目的、信仰和理想。

  他指出:“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光荣斗争的中国。这个医院的设备是你们的外国同志所提供的。我被派来做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他开题就点明了与八路军将士拥有共同的信仰,并阐明其受美、加共产党的派遣,肩负组织、阶级的重托而深感光荣。

  白求恩用很大的篇幅鼓励八路军医务工作者学好技术,“就是学习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充分体现了白求恩作为一名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的明确目的和坚定斗志。

  白求恩最后对八路军伤员的勇敢精神表示敬佩:“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是为了实现明天伟大、自由、没有阶级、民主的中国。”

  而在这部电视剧中,模范医院成立大会上白求恩的讲话却被编导们篡改为“今天谁也不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讲了三个来中国的理由:1.人类已经没有孤立的幸福和灾难,我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我来了;2.我作为外科医生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来中国也不例外;3.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激起了我极大的愤慨,所以我来了。

  通篇似乎是一个救苦救难的上帝的使者在布道,白求恩被描述成只是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道主义者的个人行为而来中国,抹煞了原来的目的、信仰和理想。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剧中还出现白求恩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发现这里最需要的不是武器和弹药,而是一把真正的手术刀和一双医治苦难和创伤的手,需要一个张开的怀抱紧紧搂住千疮百孔的土地和它遍体鳞伤的人民,所以我到这里来了。”

  试问,如果当年中国军民没有武器弹药,拿什么去抗击日本侵略者?难道任日寇随意宰割生灵涂炭之后,再由上帝之手去抚平创伤?这样的论调会出自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之口吗?不知道这电视剧的编导是怎么想的!

  荒唐离奇的情节和细节,“戏说”白求恩并“恶搞”白求恩的中外战友

  这部电视剧“恶搞”了白求恩的助手琼尤恩。

  1938年1月,国际主义战士琼尤恩随白求恩大夫一同前往中国。在延安,他们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38年5月白求恩转赴晋察冀边区,而琼尤恩则留在延安,在医院担任护士兼营养师。1939年初,她受命到新四军后方医院工作。从此,他(她)们再没有见过面。

  在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中,一个美国女人丽萨从始至终跟随白求恩左右,而成为该剧的女主角。丽萨是被一有妇之夫的州议员玩弄怀孕后遭抛弃,因堕胎引发大出血就医于白求恩而与之结识的,并且在丽萨牺牲后白求恩发现自己“爱上她了”。编出这样荒唐离奇的故事情节,损害了白求恩大夫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伤害了白求恩的助手、抗战期间作出贡献的琼尤恩。

  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这部电视剧描述了许多人物。如剧中的叶院长、游医生、林护士以及翻译和警卫员等都有真实的生活原形,这些人物原形都是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老同志。而剧中对这些同志作了极其不负责任的编造和丑化,如游医生的人物原型游胜华同志,被白求恩称为他最满意的外科医生,于1996年去世。在剧中这个人物居然变成了为了节省麻药而开枪自杀(央视的剧情介绍是负伤后忍受不了手术疼痛而自杀),实在是对八路军将士人格的贬低。

  违背历史真实,贬低白求恩精神与我党我军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丑化八路军将士和人民群众

  当年,八路军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同甘共苦,干部战士同住草棚、同睡山洞是常有的事。八路军医务人员的宗旨是“一切为了伤病员!”。

  在晋察冀边区第一个献血者是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并由八路军组建了群众输血队,党员干部带头献血,群众踊跃报名参加,每人胸前戴着写有“献血光荣”和血型的红布条。这一举动被白求恩誉为“外科史上的一大创举”,“我在西班牙没有想到这一招,毛主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太伟大了!我钦佩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也钦佩你们的组织动员工作!”

  对于这些可歌可泣的历史真实,这部电视剧的编导是怎样表现的呢?剧中毫无根据地编造了两场戏:一是延安的医院利用白求恩从国外带来的X光机为干部进行体检;二是后勤部长穿着缴获的优质军服来送咖啡时遭到白求恩的指责,被强行脱去衣服。更有甚者,剧中的八路军医务人员居然将伤员安排到柴草房,往伤员身上放柴草。至今健在的白求恩的助手姚喜魁对此怒斥说:“我们怎么可能给伤员身上盖草,那伤口不都感染了?!”

  不但如此,剧中当伤员需要输血时,竟无一个八路军官兵自愿献血,在请求当地群众为伤员献血时,老乡们却惟恐避之不及,居然取来猪血、狗血送给白求恩给伤员输用。这样胡编是对抗日军民的污蔑。

  白求恩病危时,后方医院院长林金亮奉命赶赴黄石口村对白求恩进行抢救,用尽了当时的一切方法,守护白求恩走完最后一程。可这部电视剧却安排守护在白求恩身边的医生和翻译睡着了,一觉醒来白求恩已不知何时去世了。能这样编造八路军医生在白求恩的病榻前渎职吗?

  剧中的胡编乱造非此一处,有些都是常识性的笑话。如剧中多次出现的青霉素和血浆,而在1938年“血浆”的提取技术还没有出现;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于1942年在美国首批生产,而白求恩病危时是1939年11月,盘尼西林还在美国的实验室里研究提纯,根本还没有生产出来。

  白求恩在中国参加过多次重大战斗并深入前线抢救伤员。如1939年4月在冀中河间县的“齐会战斗”;1939年10月在涞源的摩天岭战斗;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战斗等等。该剧的作者既分不清时间和地点,又分不清山区和平原,连白求恩的逝世地点都从河北的黄石口村错为山西的松岩口村。这一系列忽略真实的错误,将白求恩生命中最辉煌的足迹“抹”模糊了。

  白求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融入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将士和根据地人民中间,在抗日烽火的大环境里锻炼成长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离开这一切也就不会形成伟大的白求恩精神。

  对于白求恩精神,毛泽东主席早在68年前撰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作了高度概括:“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已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然而,这部电视剧的作者试图抛开这种精神,编造、杜撰一些荒诞离奇、违背历史真实的情节,重新“塑造”一个抛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白求恩,严重损害了白求恩的真实形象,这是非常不当的。□

  (作者为河北省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馆长和白求恩的战友、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之女)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发表于 07-11-28 22:15 |
《瞭望》文章:协管员壮大之谜

  有的地方,协管员人数套用公务员编制办法,按被管理对象比例配置;协管员有“管理办公室”,有“机关”大楼,配置车辆,俨然一个正式政府机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

  他们不是政府职员,却像政府职员那样承担着公共管理职能,甚至“代表”政府直接管理企业和社会人员,他们权从何来?责向谁负?

  近年来,各地政府大量组建的协管员、协理员队伍(以下统称协管员)的执法严肃性受到质疑。

  “国家应该及时对政府机构、公务员队伍架构和编制人数进行统筹调整,而不能依靠雇用‘编外公务员’搞‘二政府’来对付。”有关人士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近两年来,协管员现象正在全国各地快速蔓延,队伍呈现爆发式增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新的行政管理领域涌现,行政执法任务加重,而执法力量未能及时调整补充,二者形成巨大反差——这是协管员队伍迅速壮大的背景。

  “如果没有法律约束,这支政府临时工队伍恐怕将永远‘临时’下去,成为政府机构和人员新一轮膨胀的基础。”一位专家预言。

  协管员呈燎原之势

  协管员队伍涌现于本世纪初,政府机关雇用下岗失业人员协助处理社会事务,兼有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之意。

  在近两年协管员队伍迅速增长过程中,承担直接管理中小企业和普通群众职能的机关,纷纷把基层一线具体管理事务卸给协管员,公务员则“升级”为“包工头”、“二掌柜”。

  协管员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公共秩序类,在公共场所纠正群众的违法违规行为;二是行政管理类,深入企业和居民家庭进行巡查、登记造册、征收税费、收集违法证据;三是党群工作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粗略统计,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乌鲁木齐等大中城市普遍设立的协管员队伍有:治安协管员、交通协管员、税收协管员、工商协管员、劳动监察协管员、城管(市容)协管员、流动人口协管员、出租屋协管员、计生协管员、党建协理员、工会协理员等。

  一些城市还有消防协管员、安全监督协管员、环保协管员、退休人员协管员、民政协管员、社区协管员、统计协管员、司法协管员、食品药品协管员、燃气协管员等。

  协管员队伍庞大,有的机构协管员人数远远超过正式执法人员,呈喧宾夺主之势。如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员满编133人,协管员多达949人。

  广州市总警力3万人,现有治安员8000人、交通协管员900人,计划三年内治安员扩展到1万人、交通协管员扩展到3000人。剔除刑侦、经侦、户籍、车辆管理、机关事务等人员,真正在街面见到的,警察不如协管员多。流动人口、计生、出租屋等日常巡查管理没有专职公务员,全部依赖协管员,如广州市有8000多名出租屋协管员。

  协管员本来是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公益性岗位,现在却日渐“准公务员”化。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地方,协管员人数套用公务员编制办法,按被管理对象比例配置;协管员有“管理办公室”,有“机关”大楼,配置车辆,俨然一个正式政府机构。

  协管员招录仿照公务员招考录用办法,且年龄、学历门槛越来越高,如深圳的交通协管员要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广东省东莞市税收协管员要求大专以上学历。这样,下岗失业困难群体与协管员渐行渐远。

  “准执法化”也是一大趋势。治安、交通、税务、劳监、市容、城管、出租屋、流动人口等带有现场执法性质的协管员都统一着装,而且制服样式与正式执法人员近似。如不少城市的交通协管员、城管协管员的制服与交警、城管的制服酷似,几可乱真。

  “刚刚建队时,制服的样式跟交警差别很大,群众一眼就能认出,经常不服管。”一名交通协管员对《瞭望》新闻周刊说,“现在这身制服,很多人分不清是警察还是协管员,听话多了。”

  本刊记者在一个城市看到,城管协管员的制服与正式城管制服的区别只是在袖徽上多了“协管员”三个蝇头小字。一些地方的治安员还由公安部门统一配备木棒等执勤装备。

  是否被滥用的模式

  广东省编制办公室综合处负责人说,协管员不是政府正式工作人员,没有列入编制部门管理范畴。协管员雇用成本只有公务员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大家都觉得好用,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协管员模式是否存在滥用?

  作为非正式机构,协管员的队伍设置、经费来源、人员招录辞退、福利待遇、法律责任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什么机关可以设立协管员、人数多少,随意性很大,谁也说不清一个城市里究竟有多少协管员。

  另外,财政来源不规范。各地协管员的经费来源,一是政府财政,二是挪用再就业专项资金,三是以费养人、以罚养人,其中后两种最普遍。如治安员经费来源于流动人口管理费,交通协管员经费来源于交通罚款返还,出租屋协管员经费来自对出租屋业主征收的房屋租赁税和管理费,税务协管员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提成,工会协理员经费由工会自筹。

  由于协管员最初以“开发公益性再就业岗位”的名义设立,因此,不少地方动用再就业专项资金支付协管员费用。这一违规现象虽经反复批评纠正,至今仍屡禁不绝。

  协管员所属部门的“肥瘦”不同,招聘条件和待遇也不一样。税收协管员由于有税收提成作后盾,工资福利待遇是各类协管员中最高的,有的年薪达到3万元。

  广州市交通协管员月薪1600元,劳动监察协管员平均每人每月总经费(含工资、办公经费)2000元,工会协理员每月“津贴”600元,党建协理员每月“津贴”700元。

  协管员与所属政府部门的关系,有的是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保,有的没有任何保障。一名工会协理员向本刊记者抱怨:“我们天天到企业动员工会帮助职工维权,我们自己的权却不知谁来维护。”

  俨然“二政府”

  虽然各地政府都声明协管员协助公务员处理事务,没有执法权。但实际上,除了不能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外,协管员的工作与执法人员基本一致。协管员独立走上街道马路、进入企业和居民家庭执行巡查监管公务,俨然“二政府”。

  如出租屋协管员,逐家逐户深入居民家庭,检查登记房屋租赁情况、租客资料、流动人口身份资料、计生情况、就业情况,同时办理流动人口IC卡、征收房屋租赁税费;劳动监察协管员深入企业逐个检查劳动合同、职工工资、社保缴纳情况,建账造册;税务协管员对小企业和个体户进行地毯式的征缴,征多少,双方商量着办。

  大量牵涉企业和公民财产、个人隐私的档案资料掌握在作为“政府临时工”、只有一年雇用合同的协管员手里,一些市民深感不安。

  市民苟先生对本刊记者说:“一天晚上,戴着红袖箍的人来敲门,手里拿着一本册子,问‘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有什么人’,我说‘我凭什么要告诉你?想查户口叫警察来’。”

  而有的人则“习惯”性地把协管员和公务员一样看作是政府的化身。

  “出租屋税费可以跟协管员议价,从每月500元降到300元。这真是乱来!”市民杨女士评论道。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协管员本身就是一个“三无产品”,被管的市民完全可以不予理睬。

  “协管员能否唬住那些欠薪、欠社保的老板,是个疑问。”广州市劳动监察支队队长廖翔达认为。

  有一套房屋出租的市民白先生说,协管员打电话叫他去交费,“我说‘有本事你持证来找我,再打电话骚扰我就报警了’”,从此,缴纳税费的事情就不了了之。

  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管理规定”,赋予协管员权力。广东省佛山市政府以红头文件规定,房屋租赁当事人在遇到出租屋协管员检查时,应出示有关证件,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检查。某市政府通过媒体高调宣传:劳动监察协管员,两人同行即可检查企业。

  像警察那样去“抓捕”

  协管员被推向社会管理最前线:城管协管员负责驱赶流动小贩,交通协管员负责管理自行车和行人,税收协管员负责管理年销售额5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和个体户……这些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主管部门下达了严格的考核指标,如交警部门向交通协管员下达“行人违章率”指标;“管辖”范围内出了治安事件,治安员要扣发工资奖金;出租屋协管员、税务协管员的经费直接来源于所收取的税费按比例返还。

  为了完成任务,协管员对被管理对象大多采取“人盯人紧逼防守”、“地毯式巡查”的方式,整天与公众特别是底层群众短兵相接,冲突事件日益增多。

  协管员在工作过程中与他人发生冲突、导致自己或他人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对这些事件,既不能按照妨碍公务处理,也不能按照民事纠纷处理。当协管员伤及他人时,所属政府机关往往以“当事人不是公务员”、“当事人是临时工”来敷衍塞责。而协管员因公伤亡,其抚恤待遇也成疑问。某市发生过一起协管员执勤期间被打致死的案件,当事协管员不能被定为烈士,家属申诉无门。

  争议最大的是治安员是否有权对他人动武、造成犯罪嫌疑人或无辜者伤亡时如何处置。

  在一些治安任务较重的地方,如长三角、珠三角已经高度城镇化的农村地区,流动人口增长迅猛,警察编制严重不足,治安员不仅负责日常巡查警戒,而且承担“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任务。

  他们甚至在没有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行动,使用配备的木棒、铁棒,混乱中造成犯罪嫌疑人甚至普通群众受伤。

  最近,某市一群治安员误把街头普通群众当成犯罪团伙成员进行突袭“抓捕”,用棍棒把群众打至骨折。

  在这样的情况下,治安员究竟负什么责任,受伤群众向谁索偿、能否申请国家赔偿,莫衷一是。

  有律师公开发表言论称:在法理上,治安员只是普通公民,即使在执勤期间也无权持凶器打人,当事治安员应该负刑事责任。

  公务员“贵族化”

  有了协管员这条“腿”,一些公务员、执法人员自动“升级”为草拟文件、查办案件、开具罚单的“包工头”、“二掌柜”,一些公务员开始“贵族化”,出现公务员只管服务大企业、主流人群,协管员“管理”小企业、个体户、底层群众的苗头。

  协管员端着泥饭碗,承担政府机关最苦最累的活,做公务员不肯做、做不到的事情,把政府与管理对象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连接上。

  长期以来,私营中小企业一直是工会工作最薄弱的一环。设立工会协理员队伍后,局面迅速改观。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某市给协理员下达的指标是每人一年成功发动280家企业组建工会,相当于每个工作日一家以上。而几百名协理员竟然大多数完成了指标。他们的共同心得是:发动企业组建工会说难就难,说易也易,只要你人到心到,反复上门动员说服,很少有啃不下来的。

  “最多的一家,跑了12趟,老板终于同意了,现在那家企业的工会活动开展得特别好。”一名协理员说。

  本刊记者看到,一名协理员为了抵挡酷暑骄阳,用水淋湿毛巾顶在脑袋上,这样走街串巷闯企业。

  “这样的事,我们的机关人员肯定做不到,他们习惯于坐在机关里发文件作指示。”当地的总工会主席感慨地说,“在基层发动组建工会方面,普通工会干部对大型企业撼不动,对小型企业不愿管。偶尔深入企业,人家一给脸色,就再也不肯去了。作用反而不如协理员。”

  业主偷漏税费是出租屋管理的顽疾。广州市出租屋协管员上岗后,出租屋税费收入连年以30%以上的速度猛增,去年达到6.7亿元。这业绩是协管员们反复“扫楼”(粤语:挨家挨户登门)的结果。

  陷入悖论

  本刊记者采访得知,设立协管员队伍时,许多地方政府抱着临时观点,认为协管员队伍是可以根据形势随时组建、随时解散。因此,协管员的聘用合同普遍都是一年一签。但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情况将发生重大转变: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合同后,职工就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临时工”、“合同工”通过这纸合同将成为“固定工”。

  各地设立各类协管员,多针对各相关领域存在的不遵守法纪、管理力量不足等现象。那么,若干年后,这些领域秩序好转了,如行人自觉不违规穿行马路了,交通协管员使命完成了,他们是否就失业了?如果是这样,协管员就陷入一个悖论:努力工作,社会管理秩序好转之日就是丢饭碗之时;不努力工作,秩序依然混乱,考核之日就是丢饭碗之时。

  可以预见,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约束,随意扩展的各类协管员队伍,有了固定的人员、固定的经费来源,将会“临时”到永远。

  在不少城市,交通协管员已经管起了汽车,在禁止行人和自行车进入的高架路、立交桥上,已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造成协管员队伍膨胀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管理事务增多,要求管理下沉,而党政部门未能根据市场经济形势和政府职能转变及时调整编制。特别是流动人口众多的沿海地区,执法人员严重短缺。二是近年来新出现、高速涌现的一些新事物,没有相应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负责管理,比如出租屋。三是一些部门官僚主义抬头,机关人浮于事,真正能下到基层服务群众的政府工作人员太少。

  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建龙认为,有限的执法队伍编制应该给谁,应该有一个全面讨论。

  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廖翔达说,广州市共有40多万个用人单位,近600万从业人员,满编专职劳动保障监察员只有133人,劳监人员与职工的比例高达1:43000,与国家要求的1:8000的配备比例严重不符。相比之下,广州市渔政支队管捕鱼,编制300多人,“我们开玩笑说,管鱼的比管人的人多。”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社会管理如果要依靠搞“人海战术”、不断进行“地毯式清查”,政府管理人员将永远都不会“够”。政府需要探索创新,找到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方式。□
全站回复审核中,需要查看请登录
注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qzzn指南”

管理规定|隐私条款|手机版|求职指南网 ( 京ICP备11040856号-1|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760 )

Powered by Discuz! , 24-3-29 04:30 , 0.038747 second(s), 6 queries , Redis On.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侵权删帖、投诉申诉

© 2005-2022求知智囊 联系我们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