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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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广东人为何在杭州才能成功？

最近，随着Deepseek和宇树机器人等「杭州六小龙」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江苏省报连发三问：《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情形像极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两会发言时发问「上海为何不出马云」？以及最近广东人在反思，「广东人为何在杭州才能成功」？

一时迷惘的经济，突然间闹腾了起来。杭州被置于聚光灯下，与广州、南京等城市相比，像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孩子突然考上了清北，富人家的家长们拿来批评自己孩子不争气。「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人之常情，很多人最近对于杭州的表扬，部分原因不是杭州有多好，而是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很不满，借机发挥而已。当然，凡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有关几个城市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一、杭州一直在「做小」

浙江人投资有其特点，因为没有政策优势，因为没有大型国企和外资，宗庆后是踩三轮卖娃哈哈出身，其他的浙江企业家也差不多都是「鸡毛换糖」赚的第一笔，所以没有人敢藐视小微企业。有人说广州没有大型互联网公司，只有一家唯品会。但很多人不知道，在唯品会陷入财务困境时，是浙江的一位投资人伸出了手。当然，随着唯品会的飞速成长，他也实现了财富自由，现在的办公室在西湖边北山街后半山别墅里，其忙碌程度不亚于市长。最近有浙江人到广州注册办公室，才了解到广州对大学生创业房租补帖每年6000元，连补3年。杭州也是补3年，但第一年最高4万，后两年皆为最高3万元。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这是实打实的雪中送炭。哪怕创业成功率极低，但只要有人成功，这就是成功的风投。


二、杭州一直在「抢人」
有位杭州打工人透露，他在福建、广东、北京都工作过，最后落脚于杭州。他在福建和广东都被查过暂住证，被当地人当作外地人排斥过，惟在杭州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甚至在短短6年时间里，从一个员工做到了部门副职，让他对杭州这座城市和领导充满了感念。同为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为什么唯独浙江有这样和谐的土客关系？这种感受当然不止他这样的职场老人，大学毕业生感受会更深。

杭州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杭工作的生活补帖，以前是一入职就补，后来骗补的外地学生太多，经人建议后改为满半年补5000元，满一年补1万元，但仍有骗补的。难道杭州不知道有人骗补吗？这就是生意与行政的不同。行政是刚性的，而生意是柔性的、讲坏账率，只要损耗在可接受范围内，生意就可达成——只要有人最终愿意留下来工作，杭州就多了一个青壮年劳力、一个准备买房买车的消费者。相比之下，骗走一万块算什么呢？这跟当年杭州放弃西湖门票一个道理。失了门票收入，得到的是几十倍的游客到访，所获不可海量。

对于一个没有资源、没有政策的中等城市而言，这几十年，杭州一直在「投资人力」。一个数据是，2023年和2020年相比，杭州常住人口增长了58.6万人，成都增长了46.52万人，广州只增长了27.97万人。

三、边缘地带的「革命」
北方人经常有句口头禅「政策倾斜」，即南方是「政策保送生」，用以解释为什么东南沿海发展起来，而北方落后了。在2001年加入WTO前，这个结论是成立的。深圳是特区之首，大连、宁波、上海、广州等14个城市是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尤其是深圳和上海浦东，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深圳对面就是全球金融中心香港，上海是外资进入中国设立总部的第一大都市。但如果将14个名单放全，发现里面还有秦皇岛、连云港、福州、湛江和北海等一众不太入流的城市，以及天津这个衰退速度堪比东北的直辖市。在经济特区中，也有海南、汕头、珠海这样的小兄弟。反观苏州和杭州这两个经济大市，根本不在这两个名单上。但苏州又不同，有新加坡配置的中新科技园，而杭州有什么？

从地理区位看，广东面对港澳，福建面向台湾，上海面向全球，苏南融入新加坡和上海的外资圈，就连山东和辽宁都能面向日韩。独浙江处于解放前线，缺乏国企布局，也缺乏政策优惠，也缺乏外部力量可以依靠，所以只能做国企和外资看不上的鸡毛换糖，筚路蓝缕。

2008年广东时任汪书记的经济智囊说过，如果国内哪天遇到经济危机，可能只有浙商能挑起大梁，苏南和广东的外资会撤，广东包租公会发现自己只剩一地厂房。现在不能说不幸而言中，但确实有这方面的迹象。

因为上面和外面都不爱，浙江人只能靠自己，最后才有了民营经济的奇迹。1980年代有领导到浙江视察，问发展经验，浙江地方领导思忖之下，答曰「不管」。如果套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和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其他城市的天问，其实很好回答。也正因如此，浙江的经济是自发秩序、内生成长，所以才有全国最接近共同富裕的成果。而其他省份，以珠三角为例，凡政策和外资雨露沾到的地方，繁荣如曼哈顿，而沾不到光的粤北，则与内地无二。如果要有结论的话，民企兴，则省强民富；民企衰，则省弱民贫。

四、「体制化」魔咒

全球化退潮，上海失色；全国政策拉平，深圳和广州先发优势丧失。世界是平的，全国也是平的。更重要的是，因政策而兴的城市，不管上海还是深圳，北方来的干部和国企数量，远超其他地方，毕竟干部跟着政策和资源走。他们和外资一起，带着财大气粗的先天优势，贪大，根本看不上小微企业。

于是，广东在迎来政策优惠的同时，也迎来了深重的北风，北方官场的风气随着北方来的官员一起带过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一方面是淘金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孙志纲的遇难之地。除了硬性的政策优惠，和港澳地利之便，广东并没能成长出浙商这般遍布全省的企业家群体。

全国工商联2024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以营收计）企业中，杭州38家，深圳27家，无锡、苏州、宁波分别有25家、24家、21家，广州只有7家……直到浙江因为特殊原因，这十来年突然「被看见」，继76年前的山东南下干部退潮之后，新一批外来的干部才多起来。外来的北方官员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

在1980年代温州八大王事件中，浙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就有过激烈的争议，最后是浙江本地干部的意见胜出。一些外来的官员，如果以谦抑的态度来升职，倒是好的；就怕他们闲不住，要显示自己的能耐，大搞政绩工程，拍脑袋突发奇想，胡乱折腾，那可就不好了。有个大市本来是看不上杭州的，结果来了个外地官员主政7年，活生生被杭州甩出几条街。是谁就不要问了，当地人称八格牙路。

如今浙江成为典型，不一定是好事。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才是问题本身，而是要学习浙江怎样出台政策「促进」。几年前有杭州本地人接待一个青岛的营商环境考察，他们就是这么问的。

一促就完了，市场就是这样被扭曲的。现在经济的问题不是缺促，而是促得气都喘不上了。

浙江的共同富裕不是政策主导的结果，恰恰是在政策缺位的情况下，民间自发秩序形成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

但这恰恰又是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广东看到了浙江民企的崛起，最近宣布成立了民营经济局，这个做法就特别「体制依赖」。这与米莱和越南的改革方向正好相反。

有一位广州厅级干部下海的企业家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观察：广东看到了问题，却未必找对了解决方向。

在某种程度上，面临国内外不利形势，各行各业进入了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没有人喜欢内卷，但人人躲不掉内卷，这就是当下企业和个人的命。想活就卷，想死就躺。

地方之间亦是如此。如果浙江当年也抢国企和外资，就不会有今天的浙江。

什么是「南方」？南方就是自发秩序、减少管制、包容宽松、不折腾。如果以加强政府力量的方式寻求发展，那不是南方，而是北方。

那么，杭州与广州之间，谁更南方，谁更北方？

又或者说，谁能保持「南方」身份，谁会进一步「北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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