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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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之前，在国内物质紧缺、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几亿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中国曾经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就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蒙古、柬埔寨、尼泊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老挝、埃及、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里、几内亚、索马里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提供过大量经济援助，1978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据公开的统计数据，截至1978年，中国有9.63亿人口，全国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农村人口当时有8亿多，但有7.7亿农村居民属于贫困人口，农村贫困率约为97.5%，其中有2.5亿人长期忍饥挨饿，吃不饱、穿不暖。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大多数居民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一、        新中国建国初期对蒙古、朝鲜、越南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新中国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中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北越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二、        1986年，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而在非洲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

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198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而在非洲。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中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

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高层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迫害，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三、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

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中国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

1971年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中国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

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

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

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

1961年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

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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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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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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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方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

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继续无偿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内物质短缺，很多人吃不饱饭，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上，霍查公开抨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终止不计成本无条件援助阿尔巴尼亚。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五、超出中国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向中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求中国提供外汇资金帮他们还债。而当时的中国，国内物资短缺，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几亿人吃不饱穿不暖，1959年至1962年还闹饥荒，活活饿死很多人。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70年代，中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

从1963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明显超过了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为3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从1978年起，中国不顾国力和财政压力，不计代价全力对外援助的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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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捂紧了中国的钱袋子，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中国自己的事情上。这一点，邓小平像诗人海子，开始关心国内粮食和蔬菜生产供应情况，中国开始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捂紧中国钱袋子的决策，是邓小平的一个功绩。

建国之后，在国内经济很紧张、物质紧缺、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几亿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中国曾经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坚持长期无偿支援了三个国家。

第一个是东欧小国阿尔巴尼亚，第二个越南，第三个是朝鲜。

中国的无偿支援，不但没有把这三个国家支援为自己的真正朋友，反而把他们支援为我们的敌人。

阿尔巴尼亚远在东欧，当时宣传说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就是说，远天远地的阿尔巴尼亚就是我们的紧邻。

朝鲜是中国的北方近邻，为了支援朝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累计出动兵力240多万人，人员伤亡约40万，有据可查的志愿军战士牺牲人数高达19万，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还耗费了大量的物资财富用于军事开支。中国人经常说中朝关系是鲜血凝成的友谊，但是 20世纪60年代末，投靠苏联的朝鲜竟然把中国视为敌人，甚至在苏联怂恿下，准备与中国开战，双方一度剑拔弩张。

越南是中国的南方近邻，为了抗美援越，中国人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勒紧裤腰带，无条件的全力满足越南的要求，结果是同志加兄弟之后，1979年不得不和越南打了一仗，越南人用中国无偿援助的武器物质侵犯中国，从1979年开始，中越边境冲突持续不断，一直到1989年双方才停战。就是现在，越南还对中国充满了敌意。

截止1978年，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然无偿花掉了中国100多亿人民币。1977年，中国全国当年的财政总收入才874亿元，全国当年的财政总支出为843亿元。

阿尔巴尼亚当时人口就是200万，等于每人人均花掉了中国5000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普通职工每月工资收入只有十几元人民币。最让人觉得而不可思议的是，阿尔巴尼亚拿到了中国过多的水泥，就在整个国家修筑地堡。另外在阿尔巴尼亚修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不到200人就拥有一座用中国水泥修造的纪念碑。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阿尔巴尼亚前总理谢胡有句名言：“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当时的中国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问谢胡：“你们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

谢胡回答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无偿的支援，会把那些不劳而获的国家支援成为无赖，支援成为诈骗我们的经济流氓，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典型。

抗美援朝花费了100亿美元，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5亿，全中国每人平均承担22.2美元。但是在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中国还在无偿支援朝鲜搞建设。

1978年，邓小平访问朝鲜，朝方安排邓小平参观七十尺高的金日成铜像。邓小平看着金光闪闪的铜像问：“这尊雕像的外表从头到脚花了多少亿元黄金贴起来？”

邓小平难掩内心的气愤。在朝期间，他不止一次地毫不客气指责朝鲜把中国的援助用来修造黄金雕像，对金日成向中国再次要钱很是不满，并且当面拒绝了对朝鲜的援助。

获得无偿援助最多的同志加兄弟是越南。抗美援越期间，中国花掉了200亿美元，98%属于无偿援助。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中国十年的教育经费支出。越南拿走了中国3亿多匹布，3万多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最后美国是被中国和越南共同打走了，结果却是越南把中国视作敌人，甚至用中国支援他们的武器弹药物资侵犯中国。

邓小平是务实的，也就是说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知道虽然中国不富裕，但是中国块头大。然而在邓小平看来，块头再大，也绝不舍得把中国的票子扔给别人。用自己的钱培养一个自己的敌人，这是再愚蠢不过的做法了。

邓小平有勇气纠正过去的错误，开始捂紧中国的钱袋子，开始把中国的钱看作是中国的钱，而不是别人的钱。特别是不再以培养朋友的名义挥霍自己的钱，把中国的钱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上。

从1978年起，邓小平决定叫停对于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1978年邓小平访问朝鲜之后，也结束了对朝鲜的大规模援助。

1979年，邓小平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自然也就叫停了对越南的援助。

正是小平同志这种捂紧钱袋不乱撒钱，把中国的钱用在中国人民身上，用在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务实精神，再加上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从而让中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小平之“怒”，其实就是国家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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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农村普遍贫困，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等基本建设投资占比不及“一五”计划时期水平。“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当陈云在一份内参上看到“延安还有不少群众靠讨饭过活”时，痛心道：“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对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过去十年欠了帐。‘骨头’和‘肉’，‘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帐。”

央地财政收入比例失衡，中央财力严重弱化。受“文革”影响，中央财政所掌控的财力本就薄弱，又因弥补历史欠账，致使财政支出压力陡增。

1977—1979 年，中国全国财政收支情况是：1977 年收入 874.46 亿元、支出 843.53 亿元；1978 年收入1132.36 亿元、支出 1122.09 亿元；1979 年收入 1146.38 亿元、支出 1281.79 亿元。三年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较慢，支出增速较快，收支大致平衡。但略微平衡的表象中 却隐藏着中央财政危机：1977—1979 年，中央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13%、15.5%、20.2%，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 279.85 亿元、356.35 亿元、423.74 亿元。此时“中央财政历年的结余早已用光，不仅欠地方的钱没有还，还向银行透了支”。由于中央财政占比较低、赤字日益扩大，央地财政关系亟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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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是红豆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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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买平安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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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我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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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小弟被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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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正常，不然人家凭什么在国际上支持你，国家之间都是利益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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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华之物力，结他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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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说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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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你继续说，我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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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

编者按：今年的5月16日，是“五一六通知”发布60周年。这一“通知”标志着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文革”运动正式拉开序幕，也标志着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正式粉墨登场。

“打倒一切”和“全民武斗”是江青一伙搅乱天下的两大法宝，从这一天开始，全国陷入了天下大乱的灾难境地。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遭到灭顶之灾，他们被打倒，被揪斗。

红卫兵的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有的被打伤打残打死，有的不甘屈辱，以死抗争。国家损失了多少开国元勋、干部精英和栋梁之才。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战时期用多少万大洋也买不到的人头。

十年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本来就不太健全的民主与法制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遭到的毁灭和摧残尤为严重，全民的道德水准塌方式下跌，说假话、说违心话，相互告密，相互诋毁成为普遍现象，江青一伙挑动群众斗群众，各派为争夺权力展开全民武斗，硝烟四起，烽火连天，民不聊生，国家损失惨重。

文革结束后，全党全民开始了对江青一伙反人类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对“左”倾错误的总结与反思，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对这些罪行和错误揭露与批判、总结与反思的阶段性成果。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如今，文革已结束50年了，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腾飞，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民主与法治得到加强，人民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艰难险阻，还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动摇，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更大的胜利。

今天，我们重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要以它为指导方针，继续批判“左”倾错误，认清“左”倾危害，识别和抵制各种新的“左”倾思潮和表现；就要继续揭露和批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犯下的反人类罪，揭露和批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诋毁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的言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幸福美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以下节选摘录自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文革内容的重要论述，与大家一起学习分享。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了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

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

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 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 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

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 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 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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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中国援助的化肥燃料之后，菲律宾国防部长却说“中国援助带有地缘算计”，菲方坚持敌视中国的态度不变，菲方为何总是忘恩负义？

最近，菲律宾跟日本打得火热。2026年5月下旬，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访问日本，日方对这个小国进行了高规格接待，两国也达成一系列合作。这两个小丑走到一起，目的自然是针对中国。

5月28日，菲律宾与日本宣布，两国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拟划区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这个操作就是直奔中国台湾来的。因为日菲两国无共同海上边界，划界谈判实质就是聚焦台湾岛以东、宫古海峡以南的西太平洋海域，该区域被中国视为固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作为非沿岸国无权单方面谈判处分。所以，这两国一宣布，中方立即表达了反对，认定此举“完全非法无效”，已向双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派海警常态化巡航维权。6月1日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已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宣示并行使管辖权；解放军同期在黄岩岛等方向强化战备警巡，形成海空联动威慑。但菲律宾方面并不以为意。

5月底，就在中方表达反对的当天，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就认为，中方无权对菲律宾的国家政策说三道四。为此，他还特别提到了两个月前中国援助菲律宾化肥和燃料的事。两个月前，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能源危机。作为石油九成依赖进口的菲律宾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不仅导致油荒，更导致化肥奇缺。于是，菲律宾政府紧急向中国求援。

中国大仁大义，放下争端，立即向菲律宾提供了大量的燃油和化肥援助。那么，菲律宾感谢了吗？感谢个der！至少对菲方某些高官来说，一点都不感激中国，反而认为中国的援助是“别有用心”。比如这位菲律宾防长就是这种看法。这位叫特奥多罗的菲律宾防长说：“无论中方如何包装在全球物资紧缺期送来的化肥、燃料援助物资，这类馈赠永远无法改变马尼拉对中方的核心看法。长期来看中方没有任何落地的善意实际行动，这些援助本质是带有地缘算计的策略。”你看看，什么叫忘恩负义？就这是！什么叫东郭先生与狼？这就是！

实际上，这不是菲律宾第一次这么干了。甚至这是他们的惯常伎俩！去年也就是2025年7月，菲律宾遭遇三轮台风侵袭，360万人受灾，损失逼近60亿比索，许多农田被淹，让本就粮食短缺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大米短缺达20%。大米短缺20%，可不意味着涨价20%，而是涨价到20%的人买不起为止。这个时候菲律宾就只有两条路，一是被吃不上饭的民众推翻，二是想办法解决粮食问题。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自然是不想被推翻的，那就必须想办法获得更多大米。如何才能获得更多大米呢？这个马科斯想了一条“妙计”——对，就是跟这次石油危机一样，他盯上了仁义憨厚的中国。毕竟，这世上只有中国对菲律宾是“真爱”。过去，中国对菲律宾一直采取怀柔政策，希望菲律宾不闹事，哪怕在经济利益上做出点让步也是可以的。

这些年中国给予菲律宾很多援助，除了军火还有大米。2021年12月22日，中国援助菲律宾1万吨大米。2022年6月份，中国又向菲律宾援助了约50亿元人民币的大米物资，以及2万吨化肥。2023年，菲律宾马荣火山持续喷发岩浆，随之而来的还有地震、落石、火山灰流、以及大量且有害的二氧化硫气体。这导致周边大量居民被迫撤离，生活失去保障。对此，中国再次向受灾的菲律宾慷慨提供了捐助，向菲方捐赠了价值400万比索（约折合人民币50万元）的救灾物资，包括4000袋大米、50箱面粉、20箱饼干和30箱方便面等。

而面对中国善意，菲律宾不仅不感恩，胃口反而越来越大。连宋江都知道，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也许菲律宾也觉得，自己每年闹一闹，中国就会再次援助一些大米来安抚自己？不过，去年菲律宾失算了，2025年7月菲律宾的大灾，中国没有像往年一样进行援助。这让菲律宾很失望，也很伤心。于是，他们开始加大在南海挑衅的力度，疯狂刺激中国。如何才能刺激中国？那就只有南海问题了。2025年8月，菲律宾盯上了礼乐滩。

礼乐滩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暗滩，在仁爱礁附近，南北长130公里，东西宽65公里，总面积超过2.25万平方公里。礼乐滩不但面积大，而且油气资源丰富。美国能源信息治理局公布的报告称，礼乐滩附近石油储量可约60亿桶，也就是8亿余吨，天然气储量更是达到556亿立方米。这只是最保守的估量，礼乐滩可采石油储量可能是以上数据的数倍。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只要把项目拍卖出去，就有钱！

如果说过去菲律宾还慑于中国的武力不敢造次的话，那么现在，陷入饥饿的菲律宾也顾不上这么多了，必须要把礼乐滩拿到手！这时候，美国人也介入了，显然是想借菲律宾之手，在南海打入一颗钉子。于是，一个想把势力伸进南海，另一个想借美军之手对抗中国，二者一拍即合。与此同时，菲律宾还开始故意把南海问题升温，在仁爱礁、仙宾礁、美济岛附近海域制造事端，“钓鱼”中国执法，然后污名化中国，就是想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然后让美国介入，帮助菲律宾实现对礼乐滩的实控，到时候菲律宾就可以把礼乐滩的开发拍卖给美国公司，借此获得收益。这不就是无本买卖么？除了付出得罪中国的代价，收获的可是绿绿的美元啊！菲律宾这么做，是可以转移矛盾的。毕竟对菲律宾这种国家来说，政客碰到了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坛稳定的事，最喜欢的就是制造一个对外的矛盾吸引民众和媒体的注意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那边去，这样就能减轻自己面对粮食危机的压力。于是就发生了2025年7月15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701船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海警舰艇的撞船事件。但这次挑衅，中方的态度十分坚决，依旧没有对菲援助大米，但是，中国到底是一个憨厚的、仁义的大国，虽然没有援助大米，但还是援助超 76 万吨化肥和 26.3 万桶柴油。而且在中国驻菲大使馆支持下，当地菲华社团开展了多轮大米捐赠，比如整个2025年8月，菲中爱心基金向马尼拉市捐赠5 万公斤；菲华各界联合会在布拉干市发放赈济物资，每份含 5 公斤大米；：菲律宾中国商会向菲参议院捐赠2 万公斤大米；菲华商联总会等向奎松市捐赠5 万公斤大米及物资。也就是说，菲律宾通过南海问题讹诈中国，有枣没枣打上了一杆子，打中了是大赚，没打中也是小赚。

现在的菲律宾已经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或者说伎俩：只要菲律宾国内出了问题，比如粮食危机、石油危机，第一时间就是向中国闹，如果中国态度坚决，他们就上强度，开始在南海上找茬，挑衅中国，他们似乎拿捏了中国的心理：只要不闹就给糖吃。而中国也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以援助安抚菲方，只要不闹，就给你糖吃。所以，菲律宾屡试不爽。

过分的仁义，有求必应的援助，会被人视为理所当然，不仅不感谢，反过来还要咬你一口，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越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跟美国打仗，中国援助了200亿美元，当时几亿中国普通老百姓吃不饱饭，勒紧裤腰带援助越南。结果呢？几年过后，越南人用着中国援助的物资，吃着中国援助的粮食，拿着中国援助的武器弹药，来打中国人，多次侵犯中国边境。

面对菲律宾，中方不能再当东郭先生！菲律宾为什么总是对中国忘恩负义？原因无它，都是中方惯的！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这句话，菲律宾能听得懂吗？最后想说的是，菲律宾所作所为一直在警示我们：宵小不分大国和小国，不能因对方国弱而徒添妇人之仁，蓄力而不用，到头来伤害的不仅是自己的士气，还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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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