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躺平”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直接结果。1980年实施的计划生育,原以为减少人口将改善就业,结果却适得其反。通过减少儿童这个消费者,削弱了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议价能力,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代的约三分之二降至如今44%。这正是国内消费和就业增长持续低迷的原因。劳动者被迫延长工作时间以维持生计,就业竞争激烈,有工作的人也必须加班才能保住饭碗。结果就是,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上升到约49小时——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60小时,美国、德国、日本和越南则分别为38、33、37和42小时。
然而,疲软的消费依然制约着作为应届毕业生主要就业渠道的服务业的增长——该行业仅提供47%的就业岗位,远低于高等教育水平相当的发达经济体70%至80%的常规比率。在数百万既找不到稳定工作又无法仰赖家庭支持的年轻人中,许多人被迫投身零工经济,从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或直播主等工作。目前约有2亿4000万灵活就业人员,占劳动力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然而,面向ai、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领域的巨额投资,已开始挤压这些岗位,导致25岁至29岁人群的失业率,在今年3月攀升至创纪录的7.7%,这一趋势还很可能加速。糟糕的是,与人工智能应用可能缓解持续通货膨胀压力的美国不同,对人工智能的激烈推动,将在消费本已疲软之际加剧通缩压力。这迫使数亿劳动者投身于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恰恰反映国家财政能力的扩张和广泛的产业补贴,这些措施催生了一场病态的制造业繁荣,就像人体内的高血压和高血糖一样。因此,中国目前约占全球GDP的17%和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但仅占全球家庭消费的12%。美国消费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68%高位,中国2022年居民消费率仅38.2%。
更均衡的经济结构对中国和世界都更有利。出口导向型模式损害了国外制造业,尤其是作为它最大出口市场的美国,而后者也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予以回应,导致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占比从2018年的22%降至8%。若其他国家也效仿这一做法,中国每年为制造业培养的500多万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生,恐将面临就业困境。高青年失业率进一步抑制结婚意愿,同时削弱抚养子女的经济能力。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所占份额,已从1990年的3%上升至如今的28%,但它在全球出生人口中的占比却从17%降至6%,并预计到2050年跌破3%。
作者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学高级科学家,著有《大国空巢》一书,英文原题:Why Are China’s Young People Fed Up?